萬果、王巳龍：中國藏學“三大體系”建設發(fā)微

【作者簡介】萬果，西南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巳龍，西南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講師。

【摘要】文章在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構建語境下，對藏學學科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以及藏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構進行了分析和探討。藏學作為一門國際顯學，其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具有學術意義、生態(tài)價值意義以及社會現(xiàn)實意義上的多重重要性。藏學成為一門學科，所依托的是其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豐富的“十明”學科內涵以及龐大的文獻體量，其內涵與外延同時具備學術屬性與學科屬性。因此，對涉藏研究和藏學學科兩者的所指范圍，應從概念邏輯層面上明確辨析。當前而言，藏學的學術體系仍需更加規(guī)范的概念界限與學科歸口，而學科體系建設則需要各高校在藏學人才培養(yǎng)方面發(fā)揮更大作用，最終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藏學話語體系。

【關鍵詞】藏學；三大體系；學科屬性；學術屬性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xiàn)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睘槲覀儤嫿ㄖ袊貙W“三大體系”提供了方向指導和理論依據(jù)。中國是藏學的發(fā)祥地，經過中國學人多年以來的開拓進取，在中國特有的歷史進程與社會現(xiàn)實語境下，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藏學研究。盡管目前學界對“藏學”概念范疇的精確界定依然存在認知上的分歧和觀點上的爭議，部分涉藏研究成果的學科歸口劃分也有模糊之處，但因該領域自身的學術價值和國內外學術界的不斷關注，藏學已成為一門國際顯學，這一點已經成為學術界和理論界的共識。在當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科建設整體趨向完善化、規(guī)范化的背景下，中國藏學規(guī)范歸口為一個成熟學科的條件亦已基本具備。

一、中國藏學學科建設現(xiàn)狀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講，藏學是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當中的一個研究方向，其研究內容涉及藏族歷史、文化、語言、宗教、藝術等諸多領域。而中國藏學研究因其獨有的歷史淵源、地緣因素及客觀社會現(xiàn)實，又常與當代涉藏社會現(xiàn)實問題存在密切關聯(lián)?；谶@一事實，中國當代學科視野下的“藏學”概念，其所包含的范圍往往具有一定的彈性。藏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們過去曾基于各種參照標準，將藏學劃分為“傳統(tǒng)藏學”與“現(xiàn)代藏學”，抑或“精英藏學”與“大眾藏學”等二元概念組，這些多與其所提出的具體時代有關，如今看來亦多有可商榷之處。出于當代學科建設考量，兼顧到藏學研究在研究對象、研究范式與切入視角等方面的差異，筆者在長期的藏學研究和教學實踐中，曾提出過“廣義藏學”與“狹義藏學”的概念。其中，“狹義藏學”是以傳統(tǒng)“十明”學科知識為內核、以藏語言文字為工具的研究；“廣義藏學”則指列入民族學二級學科下屬、以涉藏區(qū)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歷史文化研究，兩者之間在內涵和外延上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在較為寬泛的一般語境下，當下的“藏學”有時被籠統(tǒng)地概括為所有涉藏學術研究及現(xiàn)實討論的統(tǒng)稱，但筆者認為這種概括通常是基于人們習慣性的判斷，而非規(guī)范性的學科概念認知。

1.中國的藏學與涉藏研究

縱觀中國的涉藏研究發(fā)展歷程，圍繞學科范式的藏學研究與圍繞研究對象的涉藏研究之間的界限，在早期階段十分模糊。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從中國藏學研究關注點、切入視角與研究范式和研究者群體文化身份等多方面綜合衡量，中國藏學研究逐漸進入學科化發(fā)展路徑，而涉藏研究多以解決現(xiàn)實問題為導向，關注角度聚焦為民族識別，民族文獻整理、研究和翻譯以及區(qū)域民族工作實踐等。隨著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范式逐漸趨于現(xiàn)代化、學術化，涉藏研究也在藏學學科視野下漸現(xiàn)系統(tǒng)雛形，藏學研究事業(yè)開始全面發(fā)展，其歷程可分為初始期、外延拓展期以及學科整體構建期。

藏學研究在中國學術界的初始期主要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藏學學科始被正式建構，到1998年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前夕這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正是我國藏學界探討藏學學科理論，回顧研究歷史，并對這一新興學科的名稱、概念、研究對象和范圍，以及學科特點進行闡述、歸納與界定的時期。該階段被用于指代涉藏研究的概念除“藏學”外，還有“西藏學”“西藏研究”等。藏學家李有義在1981年《關于開展西藏學研究的幾點意見》一文中，對“西藏學研究”這一表述進行了分析和論證，提出了“西藏學研究”在中國發(fā)展的歷史充分性、政治必要性和學術重要性。同時，該階段關于藏學或涉藏研究的理論論述，也多將藏學研究與西藏問題緊密關聯(lián)，表明藏學研究在中國的起步發(fā)展，除了具有學術意義和學科價值外，還具有現(xiàn)實性。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學術界亦意識到，我國藏學研究除了服務于解決現(xiàn)實問題外，在學術研究領域也存在國際學術話語權的需求。

中國藏學研究初始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現(xiàn)象描述、事實考據(jù)和知識介紹等方面。這些成果在宏觀上呈現(xiàn)出啞鈴型結構，即學術視角側重于宏觀概括和微觀分析兩端的研究。其中一部分成果涉及面廣泛、覆蓋范圍較大且內容較為籠統(tǒng)，例如對涉藏宗教及民間信仰的整體梳理、對藏族民俗儀式和民間禁忌的介紹、對藏族歷史的敘述、對部分藏族古典文獻的譯介或版本評述、對藏醫(yī)學及藏藥的總結性概述等。另一部分成果則更具體，聚焦于單一案例，注重事實呈現(xiàn)與再現(xiàn)，例如對具體考古發(fā)現(xiàn)位點的描述與斷代、對特定藏族歷史文化名人生平的梳理、對特定歷史時期的事件敘述與考證、對具體藏文文獻經典不同版本和個別段落的專門翻譯與考訂、對特定藏文詞匯與文法的辨析等。

藏學外延拓展期始于1999年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到2008年第四屆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之前。在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發(fā)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科學技術飛速發(fā)展帶來了知識的迅速更新和獲取途徑的拓寬。各學科研究者開始關注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導致交叉學科與跨學科領域研究增多。在中國藏學研究中，涉藏地區(qū)社會結構、新中國的西藏政策、新西藏發(fā)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漸向學科歸口更為明確的學術性研究傾斜?！吨袊貙W史（1949年前）》和《藏學概論》等著作，也為藏學學科體系的建構提供了思路。此外，跨學科綜合研究和比較研究在涉藏研究中逐漸普遍，人類學和民族學理論方法的引入也為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研究者群體的拓展和多元化，也為藏學學科研究提供了動力。這一時期的拓展，擴充了藏學學科研究的對象和內容，也為學科的明確化和規(guī)范化奠定了基礎。

2009年之后，中國藏學的學科外延拓展基本完成，整體構建時期開始到來。此時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整體學科劃分日臻清晰，各學科建設也逐漸完善，大多數(shù)藏學相關高校及研究機構已形成相對成熟的專業(yè)院系，也已具有較成規(guī)模的學術研究梯隊。相應地，中國藏學的學科架構此時已經基本完成主體框架搭建，開始向完善化和科學化發(fā)展。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崛起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中國藏學研究在國際藏學界也產生了更具有主體性的話語權訴求，并開始向國際藏學研究話語權核心推進。此外，因為政治學、經濟學、邊疆學等學科理論的應用，包括藏學在內的涉藏研究的現(xiàn)實意義也日益凸顯，學術成果得以更為直接地服務于中國的現(xiàn)實社會實踐。同時，不僅研究者群體的文化身份與學術背景開始多元化，且傳統(tǒng)學科的學者也體現(xiàn)出了吸收借鑒多種學科理論方法的顯著意愿，傳統(tǒng)的研究者積極跳出其原本的文化身份，進行視野更為開放、學科歸口更具有現(xiàn)代學科意識的學術研究。這一方面是藏學學科構建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另一方面也導致涉藏研究領域出現(xiàn)學科邊界模糊、學科歸口不明確等現(xiàn)象。在此意義上，圍繞學科歸口準確性、學科定義規(guī)范性和學科體系科學性，進行當代中國藏學學科“三大體系”構建，客觀上已經具備了構建學理范式、研究成果體量以及研究素材豐富度等方面的基礎，但同時也體現(xiàn)出學科建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2.藏學的生態(tài)哲學理論與生態(tài)倫理價值

藏族文化是“廣義藏學”視野下，藏學學科的兩大主要研究對象之一。人類文明的演進過程中，在生態(tài)文明視野下，立足于文化而形成的學科，其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自然價值與社會價值兩方面。藏族文化所蘊含的自然價值，主要通過藏族文化傳統(tǒng)當中的生態(tài)哲學觀，以及由此而升華構建的生態(tài)哲學理論得以實現(xiàn)。這種生態(tài)哲學觀的價值，又通過基于藏族傳統(tǒng)生態(tài)哲學觀的生態(tài)倫理思想和生態(tài)道德實踐而得以直觀表達。

藏族文化的自然生態(tài)觀念，是藏學研究和藏學學科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中，藏學學科現(xiàn)實應用價值的一種直觀體現(xiàn)。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中國明確把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生態(tài)興則文明興，生態(tài)衰則文明衰。生態(tài)環(huán)境是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根基，生態(tài)環(huán)境變化直接影響文明興衰演替?！鄙鷳B(tài)哲學觀是藏族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內涵，藏族文化觀念當中強調對自然環(huán)境的尊重，除了早期的“萬物有靈”觀念、民俗敘事中的禁忌與潔凈觀之外，藏傳佛教中的“六道輪回”“眾生平等”等觀念，以及大量傳統(tǒng)藏族文獻敘事當中都有體現(xiàn)，尤其在原始樸素自然生態(tài)敘事基礎上，進一步上升到了理論高度，從而形成了藏族文化獨有的生態(tài)哲學理論體系。由于青藏高原的特殊氣候和生態(tài)環(huán)境，作為這一文化語境主體的藏族人民的生活習慣與傳統(tǒng)，多與對自然的尊重相輔相成。而藏族文化中尊重自然、重視生態(tài)平衡的觀念，在當代科學發(fā)展的背景下意義尤其突出。

除了基于對自然的敬畏和對天地萬物的平等尊重而生成的民俗禁忌敘事外，藏族文化觀念還強調人類對自然的索取應當有限度，強調有節(jié)制的畜牧宰殺和資源采集，反對片面追求經濟利益。此外，注重保護水源、保持自然生態(tài)氣候環(huán)境亦是藏族生態(tài)哲學觀當中的重要內容。這與當代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所倡導的生態(tài)意識與科學發(fā)展觀念不謀而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xiàn)代化。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壞自然必然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痹诓刈逦幕瘋鹘y(tǒng)當中，不僅注重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和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節(jié)制利用，還主張人類在因生存需求而獲取和利用資源時，應當對提供資源的自然萬物懷有感恩之情。藏族文化生態(tài)哲學中這種與自然和諧相處與感恩之情，投射在藏族文化的社會倫理觀念當中，就呈現(xiàn)為文化的和諧、融攝與兼容，這種倫理觀念對當前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有重要價值。

藏族文化傳統(tǒng)當中愛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珍惜自然資源、保護水源、維護生態(tài)平衡的自然生態(tài)觀念，與當代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需求相一致。藏學研究為藏族文化當中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挖掘、繼承和發(fā)揚提供了語境條件與智力支持，同時對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與當代和諧社會發(fā)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息息相關的正面屬性加以映射、聚焦和放大。在此意義上，藏學學科的自然生態(tài)價值，在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系統(tǒng)當中格外凸顯出來。

3.藏學的社會現(xiàn)實意義

除了自然價值，藏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社會價值除了作為學術研究所具有的學理層面的意義外，還呈現(xiàn)出實踐層面的作用。在中國藏學研究進入學科化發(fā)展階段初期，“藏學的故鄉(xiāng)在中國”已成為中國藏學界的共識。在這一前提下，學術界對中國藏學研究和涉藏研究學術史的梳理，以及對學科現(xiàn)實意義的探討，除了現(xiàn)代藏學在中國的討論以外，亦有以藏族傳統(tǒng)“十明”學科研習為線索，將中國的藏學研習歷史追溯至隋唐時期，提出中國是“藏學的策源地”，亦是“研究藏學最早的國家”。正因這種歷史淵源，相對于國際藏學研究，藏學及涉藏研究在中國更具有中國特色。西藏及四省涉藏州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這一事實，既為中國涉藏研究與藏學學科建設提供了優(yōu)越的社會現(xiàn)實環(huán)境和先天的地緣優(yōu)勢，也使藏學學科在中國具有格外突出的社會現(xiàn)實意義。藏學學科建設不僅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三大體系”建設的一部分，更是面向治邊穩(wěn)藏、解決涉藏問題、把握涉藏地區(qū)發(fā)展、保障和改善涉藏地區(qū)民生等社會實際議題的條件和助力。

除了對涉藏地區(qū)治理、涉藏民族宗教問題的解決等提供方向指導與智力支持外，在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視野下，藏學研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也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如杜永彬在《論中國藏學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一文中提出，藏學研究，從方法論層面能夠服務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且從涉藏地區(qū)研究、涉藏民族關系研究、涉藏歷史研究等角度，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均有重要作用。盡管文章中具體角度視角與邏輯組織仍可商榷，但其所提出的藏學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作用，在方向上確具有共識性意義。202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與繁榮發(fā)展》白皮書強調：“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币虼?，人文社科領域學術研究中的涉藏議題，是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息息相關的重要議題，而藏學學科的發(fā)展建設和學科系統(tǒng)的規(guī)范，同樣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項內容。

二、藏學學科與民族的關系

對藏學作“傳統(tǒng)藏學”與“現(xiàn)代藏學”或“精英藏學”與“大眾藏學”等二元概念組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藏學研究的研究對象或研究主體，突出了藏學學科的一方面特點，但同時也造成了學科界限劃分在邏輯上的誤區(qū)。對現(xiàn)代學科而言，“一般條件下，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必須具備3個基本要素：一是必須有獨特的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二是必須有嚴密的邏輯化體系的知識系統(tǒng)，也就是說必須遵循學科內在的知識邏輯；三是必須有科學知識的生產方式?！睂W科屬性與民族屬性在邏輯層面的混淆會導致藏學研究當中的民族敘事覆蓋學術探討，混淆了藏學作為一門學科所需滿足的先決條件。而若以民族敘事取代學科屬性而忽略藏學學科應滿足的三項基本要素，就會導致藏學進入學科的“民族化偏差”困境，最終將藏學推入另一個極端，致使其學術體系和學理架構受到損傷。比如片面強調藏學中的“藏”，將藏學簡單等同于“藏族的學問”的觀點具有一定典型性，但其確切邏輯仍待商榷。基于這一情況，對藏學學科內涵和外延進行學理上的整理和學科上的歸位、對藏學學科與民族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行辨析，就顯得很有必要。

1.藏學的內涵與外延

相對于國際藏學，現(xiàn)代學科范式下的藏學在中國起步較晚，屬于后來居上。對藏學學科概念及學科范疇劃分的正式、全面討論，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藏學開始進入學科化發(fā)展路徑之后。作為反映我國藏學研究成果的重要學術刊物，《中國藏學》在1988年的創(chuàng)刊號中對藏學進行了這樣的界定：“藏學是研究藏族社會歷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它基本上屬于人文學科的范疇，但也包含一部分自然、社會科學的內容。”此后，許多學者專家亦相繼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重方向對“藏學”內涵提出了各自觀點，從學理范式上共識性地確立了藏學是一門綜合學科，其內容包攝廣泛這一學科特征。在研究對象層面，藏學研究涉及藏族社會、歷史、文化、宗教等多個學科領域，具有研究對象多樣、研究素材充足、時間跨度長、空間范圍廣、內涵豐富的學科特點。

在“狹義藏學”與“廣義藏學”的二元概念組坐標系下，以傳統(tǒng)“十明”學科為基礎的“狹義藏學”是藏學學科的基礎，而“廣義藏學”則在研究上突出現(xiàn)代性、現(xiàn)實性和前瞻性，研究方法上突出拓展性、綜合性，拓寬了藏學學科的外延。相對于“狹義藏學”強調“十明”學科，“廣義藏學”的主要關注點更多聚焦在歷史文化領域。隨著當代中國學術研究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發(fā)展，該二元概念組中藏學學科的內涵和外延，也需要與時俱進地進行外延的拓寬和內涵的再定義。在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視域下對“狹義藏學”和“廣義藏學”的最新闡釋，即是在中國當下最新的學術前沿情況、學科建設需求、學理發(fā)展階段所決定的人文環(huán)境下，學科話語邏輯的演進。

在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的背景下，以過去的“廣義藏學”和“狹義藏學”概念為基礎，結合當前人文社科領域各學科發(fā)展、學理建構及宏觀學術生態(tài)現(xiàn)實的前沿形勢，即生發(fā)出當代視野下中國學科話語系統(tǒng)最新闡釋的“狹義藏學”與“廣義藏學”。其中，“廣義藏學”概念作為藏學學科外延的拓展，其演進體現(xiàn)為，在原本定義所包含的歷史文化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到涉藏區(qū)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涉藏民族關系研究、多民族文化互動研究等。該解釋的主要特征為學科歸口明確、學理方法規(guī)范、以學科體系建構和完整化的趨勢為核心，同時兼有學科交叉、學理多樣、以涉藏問題的分析與解決為目的的特征。與此同時，以“狹義藏學”界定的藏學學科內涵則保持意義的延續(xù)性，是指立足于“十明”學科基礎上的藏族文化傳統(tǒng)學科，強調學術對象的傳統(tǒng)性和藏語文的工具屬性?；谶@一劃分，藏學學科的內涵，在圍繞“狹義藏學”核心的基礎上，由“廣義藏學”作為民族學下屬二級學科規(guī)范視域下的邊界進行規(guī)范和約束，并向歸口于其他學科體系的涉藏研究延伸覆蓋；而藏學學科的外延，則在“廣義藏學”與“狹義藏學”共現(xiàn)視野下，得以充實、豐富和拓展。在“廣義藏學”與“狹義藏學”的二元概念組坐標系視域下，藏學既表達學術研究的對象、視角和方法，也表達學科系統(tǒng)下的知識結構、文化內涵以及系統(tǒng)構建基礎。因此，藏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中國當下人文社會科學宏觀學術生態(tài)下，是一個同時具有學術屬性和學科屬性雙重性的概念。

2.藏學的學科屬性與學術屬性

要認識和解決當代藏學學科建設當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應當在明確“藏學”概念內涵與外延的前提下，厘清藏學的學術屬性與學科屬性，進而探討藏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合理性與規(guī)范性。當前的中國藏學研究，藏學的學術屬性與學科屬性均有呈現(xiàn)，但并不均衡，其藏學的學術屬性已經相對明確，而學科屬性則仍缺乏一定的精確規(guī)劃。

藏學的學術屬性主要表現(xiàn)在以問題為導向的學術話語系統(tǒng)當中，即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標的涉藏研究。這一類學術話語系統(tǒng)的表達主體，多以專門的研究機構及涉藏問題智庫為代表。藏學的學科屬性，主要表現(xiàn)在以學科為導向的學科建設話語系統(tǒng)當中，其核心圍繞著藏學學科的學科結構、學緣邏輯、梯隊建設、課程設置、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是以高校為表達主體的一個層面。藏學的學術屬性當中包含了較為廣泛的關注領域和研究視角，但學科屬性需要規(guī)范清晰的學科歸口。自藏學正式開始學科化發(fā)展以來，多有學者對藏學的學科歸口、學理范式、學科建設等進行了討論和反思，但藏學之學科屬性的探討并非一蹴而就。杜永彬在《藏學研究概覽》一文中提出：“藏學學科本身亦屬藏學研究的范疇?！边@一觀點在邏輯上尚有商榷余地，但其表達出涉藏研究學術界已經意識到對藏學學科建設應有所關注?！段鞑匚幕陌l(fā)展》白皮書中明確提出：“藏學已成為一門公認的世界性新興學科，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它大大突破了藏族傳統(tǒng)文化‘大小五明’的范圍，涵蓋了政治、經濟、歷史、文學藝術、宗教、哲學、語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醫(yī)藏藥、天文歷算和生態(tài)保護、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農業(yè)、牧業(yè)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大部分基礎學科，成為對西藏社會進行全面研究的一個宏大的學科體系。”這一表述體現(xiàn)了藏學學科外延空前的拓展和擴充，但在內涵界定與學科理論規(guī)范方面仍留有一定余地，也為后續(xù)“廣義藏學”與“狹義藏學”二元概念組的提出和解析留下了空間。

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系統(tǒng)架構下，藏學屬于民族學一級學科下屬的二級學科。涉藏研究具有一定的學科交叉性，故而涉藏研究內容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應歸口到其他學科，而其中的文化研究部分又屬于藏學學科范疇。如唐卡藝術屬于藝術學學科范疇，但唐卡文化又歸口于藏學學科；工巧明、醫(yī)方明等學問，其具體的知識理論體系和專業(yè)技術應當分別歸口在建筑學和醫(yī)學等學科范疇，但藏族建筑文化與藏醫(yī)學歷史文化則為藏學學科所關注。在此意義上，藏學的學術屬性和學科屬性兩者間，應當是互補關系，應該相互支持，同時學科建設應當成為學術研究的來源和保障。但在當前的實際情況當中，藏學學科屬性與學術屬性之間概念與邏輯的模糊化，導致了藏學學科整體呈現(xiàn)出一定的問題。問題的一個主要方面即是混淆了民族與學科，從而導致學科歸口不清晰、學理范式存在偏移等問題，也導致“藏學研究”與“涉藏研究”兩個概念在交集以外的非重合部分界限不明確?，F(xiàn)實中，在藏語言文學與藏族宗教幾個方向上，此類問題體現(xiàn)得尤其明顯，存在于部分高校及研究機構當中。無論是立足于藏學的學術屬性關注其學術方法論，還是立足于藏學的學科屬性反思其學科劃分，藏學在學科與民族兩者之間的邏輯關系，都有待更加清晰合理的充分辨析。

3.藏學學科與民族的邏輯關系

目前，在我國涉藏研究領域存在一種觀點，認為凡是與藏族或涉藏地區(qū)有關的事物都應該被納入藏學學科范疇；而在民族學研究領域，亦有基于民族文化研究角度，將民族學、民族文化與以民族命名的學科三者混為一談，從而將民族名稱加上“學”進行命名，從而生成新學科名詞的簡單化處理傾向。這些劃分方式的出發(fā)點均為面向研究對象的民族屬性，片面強調了學科的民族性，但卻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藏學成為學科的必要條件及其學術屬性，弱化了現(xiàn)代學科結構的規(guī)范性。對于以民族概念代替學科本身的內涵及外延，作為描述藏學學科的特征性指代的現(xiàn)象，如放任其發(fā)展，不僅會導致學科歸口混亂、學科界限模糊化乃至消失，更會導致藏學學科陷入學科的“民族化偏差”困境，從而對藏學學科的正常健康發(fā)展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盡管藏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知識背景層面與藏族密切相關，但使藏學能夠作為一門學科而存在的根本條件并非其民族屬性，而是前述獨立學科形成所必須的三個基本要素。倘若僅有民族文化，并不足以形成一個以民族名稱命名的學科。藏族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生成了大量極具文化價值的文獻，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傳統(tǒng)文化，高度參與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過程，同時在哲學思想、文藝理論、歷史書寫、教育方法、工藝美術、天文歷算、醫(yī)藥醫(yī)學、建筑設計、農牧技術等各個領域均有深厚的歷史積淀與完備的知識體系，幾乎能夠涵蓋理、工、農、醫(yī)、文、史、哲各個領域?；诖耍刈鍤v史文化傳統(tǒng)為藏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素材；藏族傳統(tǒng)“十明”學科將藏族文化當中的知識技能組織成為具有系統(tǒng)性的結構化知識體系；藏族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內涵與當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適配性賦予藏學學科以時代意義和現(xiàn)實價值；豐富的藏文典籍文獻、藏族民俗文化傳統(tǒng)、藏族文化表達實體產物等使藏學研究領域的成果具有科學性、實證性和客觀性。藏族文化內涵的豐富程度超越了片面的民族研究，如藏族傳統(tǒng)精神文化中包含對生命的關愛、對生態(tài)自然的尊重，等等，已經凝練而上升到理論高度，形成普適的生態(tài)哲學，并通過生態(tài)倫理在文化中的投射，在人類的精神文化塑造與演進過程產生了普適的積極影響。這種理論高度賦予了藏族文化成為藏學學科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這些豐富的文化內涵并非局限于藏學的民族屬性本身，而是通過長期升華與提煉，形成了完善的“十明”學科理論體系、自洽的倫理與哲學系統(tǒng)，具備了理論高度與科學框架，使藏學能夠突破民族文化研究而形成一門成熟、規(guī)范的現(xiàn)代學科。藏學由其哲學思想、生態(tài)理念、人文精神等主要內涵支撐起來，具有獨特的學術性、理論性，是一個龐大的知識體系，能夠與其他文明和學科體系相銜接。在此意義上，藏學學科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藏族文化中的“十明”學科的理論基礎，已經為國際藏學界所接受和認可，而藏族文化中先進的生態(tài)倫理思想及哲學理論的普世價值，不僅是具有區(qū)域特色的民族文化，更因其完善的科學性、成熟的自洽性而具有普遍意義和通用價值。在此基礎上，藏學吸引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并構建了中國與國際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界對話的媒介體系，從而無愧于一門具有世界性的國際顯學。

基于如上邏輯，藏學并不能簡單理解為僅僅是關注民族屬性的學科，而是符合成為學科所必須的歷史積淀、文化積累、文本體量與研究基礎，是一個科學、合理、規(guī)范設置的學科。正因具備了科學且完善的學科結構，對于藏學而言，民族屬性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關聯(lián)因素，但民族本身并不是其之所以成為學科的原因和影響因素，也遠不是藏學學科的唯一特征屬性。在中國當下高教體系下，從學科建設當中人才培養(yǎng)的角度，藏學學科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尤為突出。例如藏學學科的博士學位培養(yǎng)方案中，能夠設置14個學分的課程以支撐深入的學術研究，并非所有民族文化研究內容都足以支撐起如此多的課程設置。學科是基于學術研究視野對文化進行理論提升生成的結果，故并非所有的民族文化都能夠擴展成為學科。作為民族學下屬二級學科的藏學，其中的“藏”從概念的本質上是作為研究對象而非民族屬性存在。事實上，隨著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整體上趨向于成熟和完善，藏學研究的對象、研究路徑、研究范式及研究者的身份都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勢，其研究成果也能夠從各個角度服務于地緣視野下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并具有普世價值與理論意義，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國際對話的一個重要窗口和平臺。

綜上所述，藏學的學科屬性、學術屬性與藏族存在邏輯上的關聯(lián)，但藏學學科不能完全以民族屬性概括。包括藏族在內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作為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等領域研究對象而言，其實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民族文化是相關學科的重要關注對象之一，也是相關學科當中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民族文化不能直接呈現(xiàn)為學科形態(tài)。故而藏學盡管其研究對象在客觀上主體呈現(xiàn)為藏族，但藏學并不應片面強調其研究對象的民族屬性，尤其不應當與“民族名”后簡單加上“學”這一偏差性的構造方式相混淆。

三、中國藏學學科“三大體系”建設與發(fā)展

關于“三大體系”，可以分別解釋為：“學科體系是由具體學科專業(yè)所組成的有機系統(tǒng)，構成了一定科學領域知識的總體框架，集中體現(xiàn)了一個國家學術發(fā)展的系統(tǒng)性、專業(yè)性、科學性。”“學術體系包括學術觀點、學術成果、學術人才、學術方法與范式、學術評價體系、學術環(huán)境、學術道德與學術風氣等，是哲學社會科學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內核?！薄霸捳Z體系是思想理論的系統(tǒng)表達，包括概念、范疇、原理及相應的言語表達方式等基本元素?！边@一解釋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對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三者各自的解析及其關系闡釋的共識性概括，而藏學研究“三大體系”，亦需在這一理論體系下進行討論。

1.藏學的學科體系

藏學“三大體系”建設的主體是學術研究梯隊，而學術研究梯隊的形成，則尤其強調學科人才培養(yǎng)，主要依賴于藏學學科體系建設。而能夠服務于學科體系建設的人才培養(yǎng)，除了需要場所和平臺之外，還需要有教材體系、培養(yǎng)方案和師資隊伍，這些均是高校主要承擔的任務，同樣需要有龐大的文獻體系、知識體系支撐，因此，相對于學術體系的寬泛和彈性，學科體系往往需要更為規(guī)范嚴謹?shù)膶W科歸口標準。藏學學科體系除了對藏學學術體系進行結構的組織與界定的規(guī)范外，還與藏學研究成果的學科歸口、藏學研究前沿交流與藏學研究學術體系的再生產直接相關。同步于社會政治經濟的發(fā)展、學術人文語境的變化以及學科建設狀況的更新，中國藏學學科建設的需求也隨之呈現(xiàn)出調整和轉變，但總體而言，藏學學科建設始終存在客觀需求。這種需求既是構建中國藏學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必要條件，也對中國社會發(fā)展實踐有重要作用。

在以“廣義藏學”和“狹義藏學”最新闡釋的二元概念組邏輯劃分下，藏學研究領域的“狹義藏學”部分，其學術推進以高校、相關科研院所傳統(tǒng)學科的研究者為主力；而藏學學科建設與完善過程中的“廣義藏學”，主場則多在高校，尤其是在一些有一定傳統(tǒng)學科優(yōu)勢和基礎專長的民族院校，因藏學學科建設任務是以學科為導向的，學術研究梯隊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是這一部分的首要任務。而相應的，“廣義藏學”外延的新拓展部分，則高度依賴于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和智庫等共同合作，其問題導向性明顯，主要側重于藏學學科建設的學術研究與服務社會部分。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7年印發(fā)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中，再次強調了高校的五項職能即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和國際交流合作。承擔著這些職能的高校，應當發(fā)揮高校在學術梯隊建設與高水平人才培養(yǎng)方面的天然優(yōu)勢，更加深入地投入到當代中國藏學學科體系建設、學術體系構建與話語體系表達當中。

在高校的學科建設實踐當中，當前我國涉藏研究相關的學科設置主要以民族院?；蚓哂猩娌氐鼐壧卣鞯木C合類院校為主，另有部分在人文社科領域有一定專長的高校設置有相關或相近專業(yè)。目前我國藏學專業(yè)人才的培養(yǎng)，整體上包括本科、碩士、博士三個層次。藏學作為一門綜合性學問，要建立完善的學科體系，從業(yè)者需要具備多個前提條件。首先，掌握藏語文是進入藏學學科的前提；除此之外，藏學的學術屬性還要求研究者具備至少一種學科的學術訓練背景，如文學、歷史、宗教（哲學）、藝術、人類學等。因此，藏學專業(yè)的從業(yè)者需要具備相應的知識基礎和經過一定的學術研究訓練，才能夠進入這一學科的門檻。因為存在民族和學科的邏輯混淆、藏學與藏語言文學的學科概念混淆、學科邊界不明確等問題，在實際的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經常暴露出藏學及涉藏相關專業(yè)培養(yǎng)計劃標準不統(tǒng)一、培養(yǎng)目標不明確、本科畢業(yè)生難以在本專業(yè)領域對口就業(yè)等衍生問題。因而，在培養(yǎng)方案設置方面，作為民族學一級學科下屬的藏學二級學科，其優(yōu)化方向應當側重于高水平、高層次人才培養(yǎng)，從碩士研究生開始設置專業(yè)，著重于碩士研究生與博士研究生的培養(yǎng)，應是藏學學科人才培養(yǎng)的一個有效優(yōu)化策略。

建立完善的藏學學科體系是當代中國藏學學科建設的客觀訴求，而藏學學科體系的優(yōu)化建設，包括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兩個方面。其中，學術研究受到關注較多，既有的建設工作基礎也更為深厚；但是，作為學科建設另一重要支柱，人才培養(yǎng)與學術研究梯隊建設受到的關注，相比之下還存在顯著的視野盲區(qū)。

2.藏學的學術體系

在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進程中，“學科、學術、話語‘三個體系’是一個有機整體，學科體系是支撐，學術體系是核心，話語體系是目標，三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構建‘三個體系’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要統(tǒng)籌把握、整體推進，注重內涵建設，推動協(xié)同發(fā)展，努力形成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边@一關系同樣適用于隸屬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學科系統(tǒng)的藏學。藏學學術體系建設依賴于規(guī)范、科學的學科體系。基于藏學學科體系建設在過去所取得的成果和進展，在當下的現(xiàn)實語境下，學術體系是當前中國藏學學科“三大體系”建設中，結構最為完整、范疇最為明確、內容最為豐富、建設最為完善的一個體系，也是當前受到藏學研究群體關注最為集中的一方面。

藏學的學術體系，是“三大體系”中涉及較為寬泛的一個部分，主要依賴于各高校及研究院所、專門機構的學術團隊及智庫。從研究視角和研究成果兩個向度追溯，藏學學術體系包括多個學科領域的復合式研究，涵蓋文學、歷史、宗教（哲學）、藝術、人類學等。藏族文化是藏學研究的重要對象，但藏學學術體系已經超越了簡單的民族文化研究，更是在不同學科范式下，學理和方法論層面互相關聯(lián)，學術成果構成互證與相互反饋的回路網(wǎng)絡，并圍繞“狹義藏學”的文化內涵與“廣義藏學”的外延邊界，建立起相對普適、具有一定學術界共識的學術成果評價體系，且廣泛地體現(xiàn)在成果發(fā)表、學術互動、科研立項以及學術成果的實踐應用等方面。這些內容共同構建了一個不斷完善中的藏學學術體系。具體而言，藏學研究內容既包括藏語言文字、藏族文學等語文領域之歷史文化角度的研究成果；也有藏族宗教、藏族歷史、藏文文獻典籍、藏族歷史文化名人等傳統(tǒng)研究內容；還有西藏及四省涉藏州縣等地考古、文物修復等借助現(xiàn)代科學技術進行的研究。此外，藏族醫(yī)藥學、建筑學、器具制造工藝、農業(yè)和畜牧業(yè)技術等自然科學領域的歷史文化研究，也應是藏學學術體系當中一個重要的關注點。

3.藏學的話語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發(fā)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中國藏學學科的話語體系，是在學術體系與學科體系建立完善并形成良性正反饋作用的基礎上，對中國藏學學科核心理論、思想觀點、意識導向等方面的一種系統(tǒng)性的表達。話語體系的建設程度和效能，決定了中國藏學在國際藏學領域的話語權，也關涉中國藏學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地位和規(guī)范性。

現(xiàn)實導向性是中國藏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征。因歷史淵源和地緣因素，一直以來，“中國藏學兼具學術文化功能和社會政治功能”，故而“研究解決涉藏工作的現(xiàn)實問題，是藏學研究的目的，是促進藏學發(fā)展繁榮的動力”。中國藏學話語體系，對中國在當前的國際地位、中國處理涉藏問題的策略和國際話語權等方面，都存在重要意義。在此意義上，藏學在中國的政治性，所依賴的除了青藏高原本身的地緣屬性以及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這一事實外，還與藏學學科的學術優(yōu)勢息息相關。建立并發(fā)揚藏學學科的學術優(yōu)勢，是藏學“三大體系”建設的一個必然驅動力。藏學學科的話語體系建設，依賴于規(guī)范的學科體系和扎實的學術體系。在具備學術體系的基礎、依托學科體系的良性反饋而形成學術體系的再生產系統(tǒng)后，藏學的話語體系便得以生成，并能在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系統(tǒng)建設以及中國藏學的國際話語權等方面發(fā)揮作用，發(fā)出中國聲音、體現(xiàn)中國特色、服務中國立場、形成中國氣派。

在當前藏學學科因民族與學科界限辨析不清而面臨學科“民族化偏差”的困境，從而導致學科體系面臨挑戰(zhàn)的情況下，藏學學術體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發(fā)展，而話語體系受到的影響尤為突出。這種現(xiàn)象是由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決定的。盡管藏學學術體系的外延范疇彈性較高，涉及內容寬泛多樣，但若學科體系建設存在問題，學科的科學性、規(guī)范性存在缺陷，就無法對藏學學術體系建設做出正向反饋，導致藏學學科的學術再生產發(fā)生停滯甚至中斷。這一情況可能會使藏學學術體系發(fā)展建設過程無法持續(xù)，從而導致藏學話語體系建設受到影響乃至無法進行。

四、小結

時至今日，中國高等教育系統(tǒng)的涉藏研究相關學科，已在過去的數(shù)十年中完成了相當程度的人才培養(yǎng)與學術梯隊建設任務，為中國藏學學科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藏學學科發(fā)展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當中，學科的“民族化偏差”困境是藏學學科建設必須突破的一個制約。應當以學科形成的必須要素為參照坐標，對“民族”與“學科”的屬性進行更為明確的辨析，避免以民族敘事片面取代學科敘事。厘清藏學學科、藏族文化、涉藏研究等概念的邏輯關系與界限，亦需要基于藏學的學科邏輯以及學術屬性、學科屬性的雙重特征進行討論。當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亟須以“廣義藏學”和“狹義藏學”的概念界定，來明確藏學學科的內涵和外延，并科學有效地約束藏學學科的內涵表達、規(guī)范藏學學科的外延范疇，為藏學“正名”，突破局限的民族敘事，使其實現(xiàn)并完成一個學科的學術價值、現(xiàn)實意義與歷史責任。

在未來的藏學學科建設當中，承擔人才培養(yǎng)工作的各高校，應當發(fā)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通過對高校藏學學科設置進行合理的規(guī)范和優(yōu)化，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當中所提出的要求為指導方向，著重突出高校在藏學學科人才培養(yǎng)工作當中的作用，使高校的學科設置與人才培養(yǎng)服務于學術研究梯隊建設，進而服務于構建并完善中國藏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在高校的藏學學科建設中投入更多關注，使之成為藏學學科建設的主要平臺和中堅力量。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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