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內紹人與《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

武內紹人（1951-）先生是日本敦煌學、西藏學的著名學者，京都大學文學部碩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哲學博士。他自1985年至1997年任京都大學文學部、大學院博士課程兼任講師，1997年起任神戶市外國語大學教授至今；曾任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共同研究員，東京外國語大學共同研究員，大阪大學文學部、大學院博士課程兼任講師。

二十年余來，武內紹人一直致力于對敦煌西域所出的古藏文文獻尤其是英藏社會歷史文獻的整理、刊布及其研究。上世紀90年代，他受日本科學研究基金項目（1991-1992）、國際科學研究計劃（1992－1994）和三菱基金項目的資助，赴英、法、俄、瑞典等收藏機構查閱、研究出自敦煌西域的古藏文文書，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編輯出版了《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英國圖書館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寫本》兩部著作。前者是在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補充、修訂而成的，可謂是研究敦煌西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的集大成者。

此外，武內紹人還發(fā)揮掌握第一手文獻的優(yōu)勢，撰寫出一系列的相關學術論文，發(fā)表于上世紀的如：《古藏文Lho-bal考》，《北庭、安西(龜茲)和西州的吐蕃與回鶻790-869.A.D.)》，《一組歸義軍時期的古藏文書信:古藏文書信類型初探》，《古藏文買賣契約文書研究》，《古藏文借貸契約文書》，《將：吐蕃王朝千戶部落的下屬行政單位》①；近十余年來發(fā)表的文章有：《后吐蕃時代藏語文在西域河西西夏的行用與影響》、《Tshar、srang和tshan：吐蕃統(tǒng)治于闐的基層組織》、《九世紀中葉到十世紀后王朝時期的古藏文佛教文獻》、《象雄語最新研究狀況》、《Alchi附近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古藏文碑刻研究》、《Glegstsbas：吐蕃統(tǒng)治時期漢族抄經(jīng)人的包經(jīng)紙》等。②他的這些成果，為國際敦煌學界、藏學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和系統(tǒng)的研究成果，被國際學術界同仁頻頻引用，反復研究。

具體到《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Daizo Shuppan,Tokyo,1995）一書，共收出自敦煌、新疆而分藏于英、法、瑞、俄、日、德等國的古藏文契約文書58件，漢文契約文書2件。該書除了在第一部分用專章對古藏文契約文書作分類研究和綜合論述外，第二部分對每一件契約文書所做的翻譯和考釋，可謂是研究敦煌西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的集大成者，其內容可與英國學者F.W.托馬斯的《有關西域的藏文文獻與文書》(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London，1951)③一書相互補充，而更加專門。

該書目錄如下：

前言，導論

第一部分

第1章古藏文契約文書的分類

第2章買賣契約

第3章借貸契約

第4章雇傭契約

第5章契約的特點及社會背景

第二部分

契約的轉寫、漢譯及注釋

附錄

引文索引

單詞及短語索引表

圖版一覽表

具體來說，該書的章節(jié)被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了1至5章,內容展示了古藏文契約文獻的全貌。也就是說，有哪些種類?有哪些文學風格和形式?是在哪種社會及社會語言背景下寫出的?第1章是目前為止已經(jīng)鑒定出來的契約分類表，還有現(xiàn)在的收藏地址、出處及日期。這些契約分成三個基本類型:即買賣契約、借貸契約以及雇傭契約。各類契約及其行業(yè)背景在接下來的3個章節(jié)(2-4章)里有詳細說明。各章節(jié)都有基本的契約慣用語。

第5章主要討論了與契約特點及社會背景相關的問題：1、這些契約的慣用語是何時產(chǎn)生的，如何創(chuàng)造的，是否接受了漢、回鶻、于闐、粟特、吐火羅、佉盧文尼雅俗語、阿拉伯及西夏等語言的影響；2、比較其他語言的契約,古藏文契約的特點；3、誰使用過這些契約,是吐蕃人還是其他民族的人，這些契約在吐蕃統(tǒng)治下的新疆與河西走廊地區(qū)使用的情況。

第二部分(文獻部分)收錄了所有藏文契約的轉寫本以及注解，第2-4章沒有討論的問題。兩卷漢文契約的寫本以及翻譯也收錄此中，以備查驗。主要符號與縮寫詞,列在了所編文本部分的開頭。文本部分后面的文獻目錄中，列有所有藏文寫本的音節(jié)索引表,部分藏文單詞及短語的索引表,以及附在卷尾的引文索引、藏文契約及兩卷漢文契約的一覽表。

近年恰逢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疆通史》編撰工作啟動，在獲得武內紹人的翻譯授權以后，2010年我們成功地將翻譯其著作申報成《新疆通史》的基礎項目，并約請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的趙曉意副教授參與翻譯工作。具體操作程序和分工是：楊公衛(wèi)(尼瑪扎西)博士首先完成英譯漢初稿，楊銘從專門史的角度對譯文初稿作了較大篇幅的修訂，如糾錯、補遺、潤飾文字等，并擬定了譯文中的人名、地名、部落名、吏職名等專有名詞，最后由趙曉意進行了英文校訂。譯稿已交由新疆人民出版社編排，預計在2016年上半年與讀者見面。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的翻譯在盡可能忠實于武內紹人先生原文的前提下，根據(jù)國內學者的閱讀習慣和印刷便利，對原書的藏文拉丁字母轉寫系統(tǒng)（威利系統(tǒng)，1959年）和西文表達格式進行了零星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幾處：

1、藏文前后加字在威利系統(tǒng)中轉寫成’，本書轉寫成v；

2、元音i反書時原書用I表示，中譯本仍用i。

同時，需要就中譯本的內容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本來國內學術界已經(jīng)習慣用P.t.加數(shù)字來表示出自敦煌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藏文文獻，如P.t.1297；也習慣了出自敦煌的斯坦因收集品中的寫本用S.加數(shù)字來表示，如S.2228。但由于原書中采用的是P1297、S2228這樣的編號，為了不引起翻譯中的連鎖改動，所以，我們仍保持了原書編號。

第二，藏文文書中有rgya sheg/shig一詞,武內紹人譯為“石”，并在文本no.2的討論中說：“同期敦煌漢文文獻中，一名婦女的身價是二十石小麥，即十馱”，言下之意，一馱相當于兩石。而法國學者謝和耐、童丕認為敦煌藏文寫本中的一馱（khal）不足一碩，僅相當于0.87碩，而一碩有10斗，一斗有10升，大約相當于60公升。這一計量單位寫作“石”或“碩”，讀作shi（唐音sek），而不是有時人們所說的“擔”，一份藏文借貸契約上就寫作sheg（P.t.1297）。④正因為關于這些計量單位大小和換算有不同觀點，所以，我們從藏文原意出發(fā)，并對照吐蕃時期的漢文契約，譯成“漢碩”。

第三，由于中譯本除了保留原書中的人名索引以外，還重新編排了藏、漢地名、族名、部落名和官吏名對照表，為避免重復，征得武內紹人先生同意，原書的藏文音序詞語、藏文詞匯和專業(yè)詞匯索引等，就沒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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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及參考文獻]

①T.TAKEUCHI，“On the Old Tibetan Word Lho-bal”, Preceedings of the 31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II, Tokyo, 1984, pp.986-987“； The Tibetan and Uighurs in Pei-t’ing，An his(Kucha), and His-chou (790-869 A.D.)”,《近畿大學教養(yǎng)部研究紀要》第17卷第3號,1986，pp.51-68；“A Group of Old Tibetan Letters Written Under Kuei-I-chun: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Tibetan Letters”,Acta Orient. Hung.Tomus XLIV(1-2)，1990,pp.175-190；“On the Old Tibetan Sale Contracts.” In S. Ihara and Z. Yamaguchi (eds.) Tibetan Studies,Narita, 1992,pp. 773-792；“Old Tibetan Loan Contract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51,Tokyo, 1993,25-83“；TSHAN: Subordinate Administertive Units of the Thousand-districts in the Tibetan Empire”, Tibet 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FAGERNES 1992,volume 2, edited by per KVAERNE,Oslo,1994,pp.848-862.

②“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 East Turkest an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 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 9th-12th c.”，Desmond Durkin-Mei sterernst (ed.)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Berlin，2004，pp.341-348。“Tshar srang, and tshan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Tibetan-ruled Khotan”，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2008/3.pp.145-148?！癘ld Tibetan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Post-Tibetan Imperial Period Mid-9 C. to Late 10 c.”,Cristina Sherrer-Schaub (ed.) Old Tibetan Studies 2: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Brill, 2009。“Present Stage of Deciphering Old Zhang zhung”，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75: 151-165 ?2009 Issues in Tibeto- 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Yasuhiko Nagano?！癘ld Tibetan Rock Inscriptions near Alchi”,Journal of Research Institute 2012Vol.49,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Languages,pp.29-70.“Glegs tsbas：Writing Boards of Chinese Scribes in Tibetan- Ruled Dunhuang”, B． Dotson,K.Iwao,T.Takeuchi(eds.)Scribes,Texts,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an and Dunhuang,Wiesbaden,2013.pp101.

③F.W.托馬斯編著，劉忠、楊銘譯.敦煌西域古藏文歷史文獻[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④童丕著，余欣、陳建中譯.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M].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3頁，85頁。

（作者：楊銘 楊公衛(wèi)，摘自：《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