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巫者——藏族社會的佛教》書評

豐富的宗教傳統(tǒng)是歷史上藏族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已經(jīng)取得了大量的學術成果。如何進一步發(fā)展藏族宗教和社會研究，特別是在整體的方法論層面上取得突破，成為許多學者關心的問題。

人類學家吉弗里·薩繆爾（Geoffrey Samuel）在著作《文明的巫者—藏族社會的佛教》（Civilized Shanmans: 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 Washington &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3.）中做了有益的嘗試。在這部書里，作者對我們熟悉的藏族宗教研究的總體結構和分類方法提出了質疑。他反對所謂的外來佛教傳統(tǒng)與本土的本教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觀點，代之以“僧伽佛教”（Clerical Buddhism）和“薩滿佛教”（Shamanic Buddhism）這對概念范疇（他也有意不使用“本教”或者“密教”之類的概念）。僧伽佛教的概念來自人類學對泰國、斯里蘭卡和緬甸等上座部佛教國家的研究，指的是在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形式下發(fā)展起來的宗教組織和模式。它以追求覺悟為核心，形而上學、崇尚經(jīng)典，有嚴密的教團組織。薩滿佛教中的“薩滿”與我們熟知的“薩滿教”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人與其外界環(huán)境之間的一種特殊的交互關系，修習者運用某種意識交流方式，與超越人類日常經(jīng)驗世界進行溝通，以此獲得某種力量，來控制和改變現(xiàn)世的人類生活和社會。^[1](P8)

學術界通過對僧伽佛教社會的研究曾得出這樣的看法：佛教是國家政權意識形態(tài)的體現(xiàn)并為其服務，而薩滿佛教往往不被官方承認，受到打擊和壓制，在社會生活中處于邊緣地位。薩繆爾提出，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結構，僧伽佛教在藏族地區(qū)從來沒能占據(jù)絕對的統(tǒng)治地位。相反，薩滿佛教的傳統(tǒng)滲透到藏族宗教和社會生活的諸多層面，對藏族的歷史和文化特征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二者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藏族宗教文化傳統(tǒng)。與前人現(xiàn)比，薩繆爾賦予薩滿佛教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甚至認為它才是整個藏族宗教的核心所在。

薩繆爾在前言中首先對該書的若干核心概念和理論視角做了簡單的闡釋，對佛教在上座部佛教地區(qū)和藏族社會傳播和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和內部特征進行了比較。

在本書的第一個部分里，作者先是敘述了藏區(qū)各地（包括后來被藏化的地區(qū)）的社會歷史狀況，包括中部（衛(wèi)藏地區(qū)）、東部（康區(qū)）、東北部（安多地區(qū)）和南部與西部地區(qū)（喜馬拉雅山地區(qū)）。然后，作者將藏族社會分為中心化農(nóng)業(yè)區(qū)、邊緣農(nóng)業(yè)區(qū)、牧業(yè)區(qū)和城鎮(zhèn)區(qū)幾個不同類型。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他們各有不同的社會和政治模式，構成了藏區(qū)“星系狀”的社會結構。薩繆爾強調藏族社會結構內部的多元性，糾正了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錯誤觀念，即認為藏區(qū)歷史上存在過一個以拉薩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的神權國家。作者在這里對藏族社會性質和結構研究的修正和解釋，為后面分析藏族宗教的特點提供了大的背景。

在第二個部分里，薩繆爾從橫向分析了藏族宗教的特征。他從宗教人類學的角度提出了三個理論范疇，即菩提取向（追求覺悟）、業(yè)的取向（輪回和業(yè)）和實用主義取向（對現(xiàn)世的關懷）。他認為這三者在藏族宗教傳統(tǒng)中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交織和融合，最終造就了藏傳佛教區(qū)別于其他社會佛教的諸多特點，比如密宗儀軌中上師的地位、密宗神靈的性質、活佛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伏藏的發(fā)掘以及藏族宗教團體的性質等等。作者特別強調“上師”這一特殊的群體在追求覺悟和現(xiàn)實利益這兩極之間的橋梁作用，為藏文化傳統(tǒng)所獨有。

在本書的第三部分里，薩繆爾運用歷史學的方法，敘述了佛教在印度起源和早期發(fā)展，傳入藏地與本土宗教傳統(tǒng)的結合，藏傳佛教的形成直至20世紀上半葉的發(fā)展進程。特別是對藏族宗教思想史上的“無教派偏見”運動（ris med），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論述其起源、發(fā)展和現(xiàn)狀。國內學術界對這個思想運動的關注還比較少，對其歷史地位的評價也不夠。作者運用他提出的理論框架對整個藏族宗教史進行了重新詮釋，讀起來頗有新意。政權的政治權力在藏族傳統(tǒng)社會中的弱化，使薩滿佛教有機會進入社會政治和民族精神生活的中心，進而影響到藏民族對社會關系和人生價值的看法。

在本書中，作者賦予“文化模式”（culture patterns）這個人類學概念以新的含義，注重人類社會內部之間、社會與自然環(huán)境之間的動態(tài)關系，強調物質和意識之間的辯證關系。他認為，任何社會都是一個由諸多“文化模式”構成的綜合體，其中每個個人或者群體在不同“文化模式”的影響下，形成自身的行為特征和思想觀念。這些文化模式在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不斷發(fā)生碰撞和沖擊，往往給社會造成巨大沖擊乃至解體。薩繆爾認為，藏族社會在處理不同的文化模式?jīng)_突上是非常成功的，將“新”的、“現(xiàn)代”的因素融合進了原有的社會文化結構之中。正是基于這一點，薩繆爾對藏文化的包容性和生命力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本書是一本研究藏族社會與宗教的文化人類學著作，作者懷著創(chuàng)建理論模式和方法論的雄心，運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把藏族宗教文化放在具體的社會和歷史背景下進行解釋和分析，特別是他縱向、動態(tài)和歷時性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當前社會文化人類學發(fā)展的新趨勢。美國人類學家戈尓斯坦在他的名著《喇嘛王國的覆滅》中，用豐富詳盡的史料勾勒出了藏族傳統(tǒng)社會的上層政治斗爭，而薩繆爾則試圖把握藏族文化的總體特征，強調她對現(xiàn)代人類社會實現(xiàn)多元文化共存具備的潛在價值。

作為一部敘述和分析藏族社會、宗教和文化的宏觀性著作，該書引用的文獻是十分全面而驚人的，可以看作是對藏族政治、社會、經(jīng)濟和宗教文化研究的一次總結（20世紀90年代以前）。一般讀者通過閱讀該書可以了解藏族社會文化的基本歷史與情況。對專業(yè)研究者來說，它則是一部研究文獻索引，能通過它掌握某一專門領域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

當然，這本書也不是完美無瑕的。作者將藏族宗教文化傳統(tǒng)劃分為“僧伽”和“薩滿”兩個范疇，在這個預設的基礎上進行敘述和分析。這種新的“二分法”能否經(jīng)得起考驗，是值得考慮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不妨采取“拿來主義”的態(tài)度，不簡單照搬所謂“理論”和“模式”，而是認真分析作者如何提出問題，如何進行論證，從而對我們自己的研究有所借鑒，最終產(chǎn)生出中國學者自己的原創(chuàng)思想。

薩繆爾極力贊揚藏族社會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強調藏族文化在形成過程中與其他文化傳統(tǒng)的互動，卻偏偏對漢藏文化的交流惜字如金。另外，在藏區(qū)的政治歷史地位上，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夏格巴《藏區(qū)政治史》的觀點。對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來說，這些都是令人遺憾的。

附全書章節(jié)結構 

序言

1、薩滿佛教和僧伽佛教

2、藏族社會和上座部（小乘）佛教社會的比較

第一部分

3、藏族社會：簡介和中部藏區(qū)

4、藏族社會：康區(qū)（東部藏區(qū)）

5、藏族社會：安多地區(qū)（東北部藏區(qū)）

6、藏族社會：南部和西部藏區(qū)

7、藏族社區(qū)

8、結論

第二部分

9、儀式宇宙及其居住者

10、民間宗教和實用主義取向

11、業(yè)的取向、轉世和藏族的價值觀念

12、密宗和覺悟取向

13、上師和密宗神靈

14、密宗與實用主義取向

15、上師、僧侶和瑜伽士

16、民間薩滿、伏藏師和瘋僧

17、藏族宗教社區(qū)（寺廟）

18、一些在世的上師

第三部分

19、從結構到過程

20、印度：佛教的興起

21、印度：大乘佛教

22、印度：密宗和佛教的成就者

23、公元841年前的藏區(qū)

24、藏區(qū)：地方分裂時期

25、藏區(qū)：蒙古人統(tǒng)治時期

26、藏區(qū)：格魯派綜合體和薩滿的反應

27、藏區(qū)：格魯派的權勢與“無教派偏見”運動

28、結論

后記：今日的藏人與藏族宗教

附錄：

1、藏區(qū)的寺廟人口

2、注釋

3、藏文拼寫導引

4、參考書

5、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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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Geoffrey Samuel,Civilized Shanmans: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 Washington &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

（作者：李晨升，摘自：《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