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瑪更珠：從薩班《致蕃人書》和阿沛《致噶廈的信》論中央政府爭取和平統(tǒng)一西藏的策略及其實施

【摘要】本文以薩迦班智達的《致蕃人書》和阿沛·阿旺晉美的《致噶廈的信》為例，就當時蒙古汗國和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如何通過政治爭取工作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西藏的策略及其實施進行初步探討。

【關鍵詞】《致蕃人書》；《致噶廈的信》；西藏和平解放

【作者簡介】班瑪更珠（嚴永山），男，藏族，1979年生，甘肅甘南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博士。

【文章來源】本文節(jié)選自《紀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作為我國一個重要的邊疆民族地區(qū)，西藏各族人民與其他各兄弟民族一道，為共同開發(fā)祖國的錦繡河山和廣袤疆域，共同創(chuàng)造悠久的中國歷史和燦爛的中華文化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關于西藏歷史的發(fā)展進程，《西藏通史》曾以“三個高潮”和“兩個低谷”進行概括，而西藏歷史的發(fā)展脈絡，則始終與中央政權的興衰軌跡相一致，生動闡釋了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的歷史事實。西藏歷史發(fā)展第二、三個高潮的起點，分別是1247年的涼州會談和1951年的和平談判，前者促成了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后者實現(xiàn)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相距整整7個世紀的這兩次偉大的歷史事件，雖然性質上難言完全一致，但兩次談判的背景、進程、結果，以及當時中央政府為了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而采取的爭取策略、效果、意義卻有諸多的共同點。

本文試以薩迦班智達的《致蕃人書》和阿沛·阿旺晉美的《致噶廈的信》為例，就當時蒙古汗國和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如何通過政治爭取工作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西藏的策略及其實施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致蕃人書》所見闊端汗廷對西藏僧俗各界的爭取策略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汗國后，對外用兵首先指向西夏，也正是從西夏了解到西藏的情況。按照藏文史籍的記載，在此期間，成吉思汗曾先后見了兩位來自西藏的藏傳佛教僧人，可能是成吉思汗看到藏傳佛教在西夏社會中的地位，所以對他們禮遇有加。1235年，窩闊臺汗決定出兵南宋，當時蒙古兵分三路，皇子闊出率中路軍，攻取湖北襄陽和鐘祥；皇子闊端率西路軍，由陜西入四川；宗王口溫不花率東路軍，攻取淮河流域。闊端指揮的西路軍由陜、甘南下攻取四川，其間與甘、川藏地多有接觸。1236年，闊端回兵涼州，為了下一步的南下計劃，他將目光對準了西藏。

約在1239年，闊端派部將多達那波帶領一支蒙古軍隊前往西藏。多達到藏后通過多種途徑接觸到西藏各部和各教派的上層，對當時西藏社會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回到涼州后，多達向闊端呈遞了一份報告：“邊遠吐蕃之地，僧伽組織以噶當派為大，通情賞面以達隆法王最善，威儀莊嚴以止貢寺京俄為最，佛法造詣以薩迦班智達最高?！苯涍^分析，闊端果斷決定迎請薩迦班智達，遂于1244年下詔給遠在薩迦的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說：“吾為報答父母天地之恩，今需一善引正道之上師，為此思慮之時，恰有汝在。故，望不辭長途勞頓，即刻前來?！迸c此同時又曉以利害：“若論年邁，昔日佛陀可為利益諸有情而施舍自身肉體，如此萬生萬世，與之如何？此可有違汝所習教法之誓愿乎？不懼吾金戈鐵馬嚴法酷刑有害于眾生乎？故，望汝以教法為旨、眾生為重，即刻前來?！?/p>

收到闊端這封言辭懇切又略帶威脅的召請信后，已經63歲高齡的薩迦班智達毅然決定攜兩位幼侄遠赴涼州與闊端會談。1246年8月，薩迦班智達抵達涼州。1247年元月，此前前往大漠參加蒙古大汗繼任大會的闊端返回涼州，兩人在涼州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見，史稱“涼州會談”。會談后，薩迦班智達撰寫了著名的《致蕃人書》，最終促成了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

《致蕃人書》全稱《具吉祥薩迦班智達致烏思、藏、納里速各地諸善知識、施主和福田書》。在書信里，薩迦班智達站在時代的高度，對西藏人的命運、西藏地區(qū)的安危、藏傳佛教的前景、蒙古汗國的影響、有情眾生的利益等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當今之勢，此蒙古軍隊兵多將廣，整個贍部洲儼然已歸其統(tǒng)治之下矣。順之者可同甘，如若不以誠心遵旨聽命，必為其滅亡殆盡”，由此指明順應歷史潮流歸附蒙古，為當時衛(wèi)、藏、阿里各地政教領袖們唯一而又正確的選擇。

從《致蕃人書》的內容來看，其中除了體現(xiàn)薩迦班智達作為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地方領袖的擔當精神、謀略家的招撫藝術和代理人的實踐意識外，闊端對藏傳佛教的態(tài)度，對薩迦班智達本人的態(tài)度，蒙古統(tǒng)治階級對順從者和抵抗者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等，都成為西藏僧俗各界作出最終選擇的參考。我們也可從薩迦班智達介紹的上述所見所聞中，看出當時闊端和蒙古汗廷為實現(xiàn)西藏和平歸附而采取的種種爭取工作。

首先，闊端將自己定位為佛法的保護者，打消了西藏僧俗各界最主要的顧慮。在薩迦班智達的《致蕃人書》中，汗王闊端就是以一個傳統(tǒng)法王的形象出現(xiàn)的：“此汗王菩薩，尊崇佛法，尤敬三寶”，這句話符合西藏人對理想“法王”的基本標準，如果此王尊崇佛法、敬禮三寶，則必心懷慈悲、利樂眾生，佛法自能弘傳，世間得以太平。另外，汗王“對民仁愛有治，對吾則禮遇有加”，強調作為一個世俗之王，闊端愛民如子，施政有方，對廣大西藏百姓來說是一個值得歸順的“仁君”。值得注意的是，薩班在這里專門提到闊端對自己禮遇有加，說明闊端這個“法王”對藏傳佛教界是極為重視、友善的。更為重要的是，薩班在信中還轉引了幾句闊端對自己說的話：“（汗王）曾對吾言：‘汝可安心講法，有所求，吾必予之。汝之善，吾可知；吾之善，天可鑒！’‘吾掌世間法，汝持出世間法，如此釋迦牟尼之教法焉有四海不覆之理也！’‘汝當教授汝吐蕃部眾習知法度，吾當予之安樂生活?！庇纱耍煻俗鳛橐幻鸱ūＷo者的法王形象躍然紙上，這對爭取當時藏傳佛教各教派開始逐漸掌控各方政教權力的西藏地方是極為重要的。顯然，在涼州的相互接觸中，闊端通過自己尊崇佛法、仁治愛民、愿意保護藏傳佛教領袖的權利和地位，爭取佛法廣興四海等一系列言行和舉動，打消了薩迦班智達的顧慮，也爭取到了西藏僧俗階層的支持和認同。

其次，闊端高規(guī)格禮遇薩迦班智達叔侄，由此顯示了其對西藏和藏傳佛教的特殊重視。早在之前多達帶給薩迦班智達的召請書中，闊端就說因“需一善引正道之上師”而召請薩迦班智達，為其后爭取薩班和藏傳佛教界打下了基礎。薩班到涼州后，闊端對其極為尊敬，不但座前聽法，還出資建寺，甚至將其尊為當?shù)馗鹘谈髋芍?。在《致蕃人書》中，薩迦班智達對自己受到的禮遇，乃至闊端對兩位侄兒八思巴和恰那的關愛都作了詳細敘述，以示闊端對西藏和藏傳佛教的特殊重視。關于闊端對其本人的尊崇，薩班開篇時就說：“邀吾之大施主，待吾極善”，然后通過闊端的幾次表白，強調了其對藏傳佛教抱有的保護和支持態(tài)度。在書信的末段，進一步展示了闊端對藏傳佛教和薩班本人的特殊禮遇：“汗王待吾，遠超他人，因此，漢地、吐蕃、畏兀兒、西夏諸地之善知識和大人顯貴，諸人雖來處不同，然甚覺奇異，故前來聽吾講法者眾，且頗為恭敬?！敝劣陂煻藢Π怂及托值艿年P愛，體現(xiàn)在對兩個孩子的學習上，他對薩班說“蓋八思巴兄弟之前已悉吐蕃教法，今仍由八思巴習蕃法，恰那多吉可習蒙古語文”，由此打下了其后八思巴接任薩迦教主、恰那受封白蘭王的基礎。闊端特殊禮遇薩班叔侄，既是對他們不遠萬里毅然受召前來會談的褒獎，也是對處于觀望中的西藏僧俗上層的積極爭取，通過樹立榜樣和典型，為之后西藏的順利歸順鋪平了道路。

最后，闊端通過展示歸順和抵抗帶來的兩種結果，表達了爭取和平統(tǒng)一西藏的誠意和愿望。在《致蕃人書》中，薩班借闊端“汝以頭歸順于吾，他人則以足歸順于吾；汝因吾召而入，他人則因懼吾而入，此吾豈有不知也”之語，就西藏面臨的選擇進行分析。在薩班筆下，選擇歸順還是抵抗，結果都會一樣，但付出的代價將會迥然不同。他以回鶻和漢、西夏、阻卜等地為例闡述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提醒西藏各界“如若自忖千方百計可脫逃，癡想蒙古軍因路途遙遠而不至，妄想或可戰(zhàn)而勝之，凡譎詐諂誑等伎倆，必換來滅頂之災”。與之相反，如若歸順，不僅“刀斧得免”，而且汗王金口承諾：“如若尊令行事，汝等所據(jù)之土不變、所擁民眾不變、各級職官可委官職?！碑敃艂鞯轿鞑兀煻诉@種恩威并施的基本策略和薩迦班智達切中要害的諄諄教導，在西藏僧俗各界中引起的震動是可想而知的：如若歸順，佛法得以昌盛，生靈免遭涂炭，地位、權利能夠保全，于公于私都是好處頗多；如若抵抗，本身西藏就“地偏民弱、勢單力薄”，加上那些“自認地險、人勇、兵多、甲固、善射，試圖戰(zhàn)而勝之，本身卻遭毀滅”的諸多事實作為前車之鑒，歸順便成了西藏各族人民順應歷史潮流的必然選擇。

二、阿沛《致噶廈的信》所反映的中央人民政府解放西藏的基本政策

近代以來，隨著舊中國的國勢衰微和列強的不斷侵略，古老的中華大地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也開始風起云涌。在這風雨飄搖的年代，西藏再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而此時距此前的涼州會談，已經過去了整整700年。

自元代正式納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轄以來，元、明、清和中華民國等歷代中央政府都對西藏地方進行了有效管理，其間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系更加密切，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日益緊密。但自1840年以來，隨著列強對我國侵略的加劇，地處祖國西南邊疆的西藏也未能幸免，英帝國主義曾先后兩次悍然發(fā)動對西藏的侵略戰(zhàn)爭，一度攻入拉薩并簽訂所謂的“拉薩條約”。此外，沙皇俄國和美國等也長期覬覦西藏。而此時的西藏，由于腐朽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長期統(tǒng)治，內部沉疴積弊甚多，社會發(fā)展緩慢，人民苦難深重。

西方列強除了直接侵略西藏，還通過各種手段企圖將西藏從中國版圖內分離出去。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在西藏各族兒女與全國人民心連心、肩并肩，同仇敵愾，共御日本法西斯對我國發(fā)動全面侵略之時，由英、美精心扶植的西藏上層一小部分分離主義者，在列強的蠱惑和慫恿下，與其暗通款曲，從致死一心向內的熱振活佛，到建立所謂的“外交局”，再到以“反共”為名赫然發(fā)動所謂的“驅漢行動”，直至進一步計劃派出所謂的“親善使團”訪問美、英、印、尼四國以求得到對“西藏獨立”的支持，他們背叛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策劃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將西藏從祖國大家庭中分離出去的陰謀，在嘗試分離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這個時候，中華大地正經歷物換星移，乾坤扭轉。自蔣介石撕毀停戰(zhàn)協(xié)定和政協(xié)決議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英勇作戰(zhàn)，在接下來的三年多時間里取得了解放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到了第二年，中國大陸除西藏外基本得到解放，以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為代表的廣大西藏同胞，熱烈盼望早日解放西藏。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基于交通狀況和西藏特殊的民族宗教情況，提出解放西藏“不應操之過急”的原則，積極開展相關爭取工作，先后多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團赴西藏進行勸和，爭取能像解放北平、綏遠、新疆等地一樣實現(xiàn)西藏和平解放。但是，西藏上層少數(shù)分離主義者卻與歷史發(fā)展潮流背道而馳，不但派出所謂的“親善使團”出訪爭取對“西藏獨立”的支持，還加緊擴大軍備，將藏軍主力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線，妄圖武力抵抗人民解放軍。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毛澤東高瞻遠矚地提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否則夜長夢多”，并決定發(fā)動昌都戰(zhàn)役，以戰(zhàn)促和。昌都戰(zhàn)役后，主和派噶倫、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和解放軍進行了深入接觸，并致信西藏噶廈，就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中央解放西藏的決心，西藏未來的出路，以及應該派代表赴京談判，爭取和平解放等問題作了細致的介紹、深入的分析并提出誠懇的建議，與700年前薩班的《致蕃人書》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這封題為《阿沛·阿旺晉美等四十名官員給噶廈的信》中，阿沛首先匯報昌都戰(zhàn)役失敗的情況：第三、第十兩代本官兵“損失慘重”，昌都“堅守無望”。昌都大部分人員放棄財物，只身后逃，被困竹閣寺，“猶如油盡之燈，陷入絕境”，于是決定“不分公私武器彈藥，全部交出”，宣布投誠。緊接著，阿沛介紹了解放軍對投誠人員的優(yōu)待措施，“漢軍宣布：士兵、家眷及12歲以上子女，每人發(fā)給路費大洋五元、每三人給馬一匹，返藏與否，任其自便。士兵及家屬中約有半數(shù)可能返藏。對定本（即排長）以上軍政人員之生命財產予以保護，主仆人員生活費用均由政府供給，暫到昌都集中。我等到達昌都至今，食宿等生活方面得到了妥善安排，暫無生命危險?！逼鋵嵲缭?月23日準備發(fā)動昌都戰(zhàn)役之時，毛澤東就指出：“如我軍能于十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昌都戰(zhàn)役的目的是以戰(zhàn)促和，所以爭取西藏方面早日派代表赴京談判是重中之重，而優(yōu)待投誠的西藏官員，士兵中愿意合作者保障其生活，愿意返藏者給予路費盤纏，自然是爭取工作的第一步。

在和阿沛的接觸中，王其梅和吳忠就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詳細宣講，這在阿沛的信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xiàn)。比如各民族的平等與團結，是1949年《共同綱領》規(guī)定的基本國策，阿沛在信中也說：“共產政府所定的基本政策是，對外五族團結一致；對內各大小民族建立自治政府，工作人員根據(jù)各個民族人數(shù)多少確定；大民族絕不壓迫小民族。”除了民族政策，中國共產黨還堅持“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風俗習慣”。西藏和平解放后，“漢族絕不干涉和欺壓西藏人民，這是早已確定了的”，“過去在西藏流傳的什么共產（黨）要全知佛王沒有政教大權，毀滅宗教和寺廟，人不分高低貴賤，沒收富戶的財產，平均土地和財物，不干勞動活不準吃飯，以及共產先甜后苦等等，都是英美及國民黨為挑撥離間而制造的謠言。事實真相根本不是如此”。建立最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xiàn)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是當時我們黨面臨的重要任務，而自近代以來，由于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加上國民黨反動派長期實施民族壓迫政策等原因，藏漢民族關系受到一定影響，所以全面、準確地宣傳我們黨正確的民族、宗教政策，是爭取西藏地方各界的信任和配合，最終實現(xiàn)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前提。

作為這封信的重點，阿沛對當時面臨的形勢，特別是中央解放西藏的決心以及西藏解放后可以獲得的權利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關于中央解放西藏的決心和發(fā)動昌都戰(zhàn)役的原因，王其梅和吳忠對阿沛介紹說：“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是毛主席、朱總司令下達的命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的決定。解放軍經康區(qū)進藏雖已決定，但中央人民政府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放西藏，最好不用武力解決。我們按此精神，向康區(qū)和拉薩當局多次提出和平談判的倡議，但藏方根本不予采納，因此不得不以武裝解放昌都?！痹诿鞔_中央人民政府無論如何都會解放西藏的前提下，阿沛懇切地提出“目前進行漢藏和談是個時機”，并對西藏實現(xiàn)和平解放的特殊待遇進行了轉達，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特別是對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對大救主全知佛主達賴今后仍然主持政權，救主攝政活佛及各僧俗官員照常供職；保護宗教寺廟和經堂；西藏現(xiàn)行政治和軍事制度均不予變更；藏軍改編入國防武裝之內；幫助西藏人民發(fā)展文化教育和農、牧、工、商業(yè)。今后凡是為發(fā)展政治和謀求人民幸福的一切辦法措施需要改革時，要與人民及其主要領導人協(xié)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則下決定”。同時保證“目前漢藏和談很快進行的話，漢政府提出的各項條款中有不適合西藏情況的，可將利弊詳細說明，共產政府方面絕不存在舉劍威嚇，強迫或壓制不讓申述利弊的作法，一切都以心平氣和地進行商談決定”。從阿沛所介紹的我黨解放西藏的政策來看，所有內容都是以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和1950年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為基礎，這些基本精神最終也體現(xiàn)在其后正式簽訂的《十七條協(xié)議》中，充分說明我們黨關于解放西藏的政策是正確的、開創(chuàng)性的、符合實際的、一以貫之的。尤其是西藏地方現(xiàn)行制度不變，達賴喇嘛的職權、地位不變，地方政府各級官員可以各司其職等政策，充分體現(xiàn)了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誠意，是中央所有政治爭取工作的集中體現(xiàn)。

就像薩班的《致蕃人書》一樣，阿沛在信中也分析了當時西藏面臨的形勢，點出在滾滾向前的歷史大勢面前“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倘若不考慮漢藏和談，毫無疑問解放軍很快就會向西藏進發(fā)，到那時，無論從軍隊的數(shù)量、軍紀、作風那（哪）方面相比，我方全無抵擋的能力，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倍缜八?，如果接受和談，則可實現(xiàn)和平解放，西藏的現(xiàn)行制度可以不變，官員可以各司其職，黎民百姓亦能避免戰(zhàn)火動蕩之苦，因此“如何是好，敬請慎重斟酌為謝”。除了擺事實、講道理，阿沛還明確地亮出自己的立場，積極建言促成和談：“經印度前往北京談判代表恰孜（指土登杰保、夏格巴）過去和現(xiàn)在什么事也沒有辦成，請不要再寄希望。應該下決心速派一位高職官員為代表，經康區(qū)去北京談判，就能成功。代表往返的安全問題，這里（我們）完全可以保證；倘若在那里（拉薩方面）派代表有所不便，亦可在此處官員中委派······如何決定，請于11月8日前明確指示?！比绱藙又郧椤灾岳?，將我們黨對西藏的政策以及希望和平解放的誠意全面、完整、準確地表達給了西藏地方政府。

1951年2月，移居亞東的西藏噶廈和達賴喇嘛終于決定派正式代表赴京談判，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全權代表。從4月29日到5月23日，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雙方的全權代表以相互尊重、友好協(xié)商的方式，經過認真協(xié)商和充分討論，最終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問題達成協(xié)議，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即《十七條協(xié)議》，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歷史就此邁入了全新的紀元。

三、從政治爭取到和平統(tǒng)一：中央政府統(tǒng)一西藏的基本精神和實施意義

涼州會談和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關系史上兩座偉大的豐碑，前者標志著西藏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掀起了西藏歷史發(fā)展第二個高潮的大幕；后者使西藏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羈絆，回歸到社會主義祖國的大家庭，開啟了西藏歷史發(fā)展的第三個高潮。整體而言，涼州會談作為我國歷史上封建王朝統(tǒng)一進程的組成部分，是封建統(tǒng)治者之間就促成歸附而達成的協(xié)議，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人民解放事業(yè)，與西藏各族人民群眾加入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多民族祖國大家庭有根本的區(qū)別；但從蒙古汗廷和中央人民政府關于和平統(tǒng)一西藏的基本原則，以及為了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而采取的一系列爭取工作看，兩者亦多有相似之處。細讀薩班《致蕃人書》和阿沛《致噶廈的信》兩份文獻，發(fā)現(xiàn)其中不約而同地提到中央政府對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的誠意、基本政策、權利保障，以及執(zhí)意抵抗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等，集中體現(xiàn)了中央政府相關政治爭取工作的基本精神、主要策略和實際效果，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國家實現(xiàn)統(tǒng)一、各民族實現(xiàn)團結的歷史必然性。

1. 友好協(xié)商，以和為貴

無論是涼州會談還是《十七條協(xié)議》的簽訂，從最初籌劃統(tǒng)一到之后的開始接觸，再到具體談判、達成一致和完成統(tǒng)一的全過程，中央政府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地方也積極地配合與推動和平統(tǒng)一的情況來看，友好協(xié)商、以和為貴的基本精神貫穿于雙方協(xié)商的始終，也是中央政府爭取西藏各方的基本策略。

蒙古汗國的興起和發(fā)展，主要依靠其所向披靡的軍事力量，而對西藏，闊端一開始就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根據(jù)多達帶回來的關于藏傳佛教各教派領袖的信息，闊端決定召請薩迦班智達前來會談，并在書中以尋求“一善引正道之上師”作為召請理由，使西藏地方更容易接受。薩班到涼州后，闊端對其禮遇有加，座次在其他各教、各派上師之上，還時常聽受薩班講經，為薩班建寺修殿，給予足夠的重視。至于闊端爭取西藏和平歸附的努力，誠如前述薩班在《致蕃人書》中詳細的介紹，盡管擁有所向披靡的軍隊，但蒙古汗廷還是一直希望以和平手段統(tǒng)一西藏，所以根據(jù)西藏的實際情況制定了明確的策略，并以種種實際行動為實現(xiàn)西藏的和平歸附作出了巨大努力。

1949年底，在祖國大陸基本解放、西藏各族人民強烈要求解放之際，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從“解放全中國”的基本目標還是從西藏各族人民的強烈愿望出發(fā)，解放西藏已經成為必然的選擇。關于解放西藏的方式，中央根據(jù)西藏的歷史和現(xiàn)狀，確定了爭取和平解放的方針，并圍繞這個方針組織開展了大量的政治爭取工作，先后多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團赴西藏進行勸和。在進軍西藏前，定下“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zhàn)斗”的基本方針，擬定《進軍守則》。確立“十大政策”，為接下來開展政治爭取工作和最終實現(xiàn)和平解放西藏確定了根本原則和基本方案。之后又有更多勸和人員勇敢赴藏、前線部隊積極爭取、民間人士大聲疾呼、廣播電臺宣傳呼吁，爭取和平解放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心愿。昌都戰(zhàn)役之后，中央部署了新一輪的政治爭取工作，通過加強宣傳、優(yōu)待要人、善待俘虜?shù)确绞剑瑘F結群眾，爭取人心，使得西藏上層集團開始逐漸分化，主和派的意見得到重視，從而促成了最終的和談。在談判期間，雙方就相關問題進行了友好的協(xié)商，甚至就西藏地方代表提出的一些要求簽訂了《十七條協(xié)議》的兩個“附件”，打消了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們的顧慮，極大地促進了談判的進程，同時也彰顯了中央人民政府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的努力。

2. 尊重民族文化，保護宗教信仰

在爭取西藏方面的過程中，無論是700年前的蒙古汗廷還是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深刻認識到當時西藏特殊的民族和宗教狀況，所以尊重當?shù)孛褡逦幕妥诮绦叛龀蔀樗袪幦」ぷ鞯幕厩疤帷?/p>

自統(tǒng)一的吐蕃王朝崩潰以來，吐蕃各地逐漸走向分治割據(jù)，從此不復統(tǒng)一。而在政權分治的背后，是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形成和地方勢力的崛起，最終宗教集團和地方勢力實現(xiàn)聯(lián)合，政教合一的政權模式初步顯現(xiàn)。多達入藏重點考察的噶當派、達隆噶舉、止貢噶舉和薩迦派，正是當時西藏各方勢力的代表，是藏傳佛教教派和西藏地方世俗勢力的結合體。闊端從籌劃征服西藏到確定以薩迦班智達為會談對象，顯然都是從了解西藏的民族宗教情況入手的。為了促成西藏的和平歸附，闊端在和薩班的接觸過程中，以實際行動表明其對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及其代理人是尊敬的，對西藏百姓是仁愛的，舉兵進藏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等等，從思想和情感上給西藏各方一顆定心丸，從而為西藏歸附掃清了障礙。

毛澤東最初提出解放西藏“不應操之過急”，其實就是基于對西藏民族、宗教特殊性的認識。另外，由于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勢力長期的侵略和挑撥，涉及解放與民族、宗教的關系，在西藏就更為敏感。所以，中央人民政府以和平方式實現(xiàn)西藏解放的策略，從一開始就緊密圍結宣傳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展開，所有爭取工作也以此為基礎。從黨中央和毛主席發(fā)給西南局、西北局的信，到“十大政策”的制定和進軍西藏“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zhàn)斗”基本方針的確立，再到喜饒嘉措大師的廣播講話和阿沛寫給噶廈的信，所有內容都充分說明當時解放西藏的基本策略和爭取工作，都是建立在對西藏民族和宗教文化的尊重和包容上的。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一貫的，1949年9月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各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地區(qū)應實行民族的區(qū)域自治；各少數(shù)民族均有發(fā)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等，就是對西藏開展爭取工作的政策基礎，同時也體現(xiàn)在“十大政策”中。而從之后簽訂的《十七條協(xié)議》看，尊重民族文化和保護宗教信仰確是實現(xiàn)和平解放的重要保證。

3. 現(xiàn)行制度維持不變，各級官員可司其職

如果說尊重民族文化、保護宗教信仰是從思想上和文化上爭取所有西藏人民的認同和支持，那么對西藏地方那些當政者和既得利益者的爭取是將和平統(tǒng)一的阻力減到最小的重要策略。對于這個集團和代表人士，除了要消除其關于民族、宗教等普遍意義上的顧慮，更要考慮到他們的基本利益和具體訴求，而保持現(xiàn)行制度不變，各級官員的地位、職權和利益不變，就是從爭取得到他們的擁護和合作的角度考慮的。

涼州會談之時，西藏經過幾百年的分裂時期，各教派和各地方勢力相結合的割據(jù)狀態(tài)已然形成，所以對各教派領袖的爭取是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的關鍵。薩迦班智達受到闊端召請后，于1244年從薩迦寺啟程遠赴涼州。途中，他多次會晤西藏各地僧俗領袖，與大家討論、分析當時的社會局勢，解釋其遠赴涼州的緣由，爭取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吨罗藭啡毒呒樗_迦班智達致烏思、藏、納里速各地諸善知識、施主和福田書》，充分說明爭取的主要對象是當時在各地當權的善知識、施主和福田。會談時，闊端向薩班保證，“如若尊令行事，汝等所據(jù)之土不變、所擁民眾不變、各級職官可委官職”。如此承諾，自然能夠消除各地當權者最后的顧慮，接受歸附要求便水到渠成了。從之后的歷史看，元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行政建制，比如十三萬戶的劃分等，基本都是按照西藏地方各方力量的傳統(tǒng)勢力范圍劃分的，說明《致蕃人書》中所記闊端“所據(jù)之土不變、所擁民眾不變、各級職官可委官職”的政策得到了貫徹。

西藏和平解放的過程中，中央人民政府在“十大政策”中明確“西藏現(xiàn)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概不變更。達賴活佛之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維持西藏現(xiàn)行軍事制度不予變更，西藏現(xiàn)有軍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之一部分”，“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完全根據(jù)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領導人員采取協(xié)商方式解決”。甚至決定“對于過去親英美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他們脫離與英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系，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一律繼續(xù)任職，不咎既往”，可謂高瞻遠矚、誠意滿滿。關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這種爭取政策，阿沛等作了積極響應，他在信中強調中央的政策及其實施情況等“是我們親眼所見，全可放心·····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顧確無強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對此我等身在共方的四十名文武官員敢作擔?！薄Ｕ侵醒氲倪@種政策，促進了西藏地方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分化，親英的攝政達札下臺，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阿沛等主和派的意見受到重視，和平談判最終實現(xiàn)。在《十七條協(xié)議》中，上述政策也得到進一步明確，成為西藏和平解放的一項重要政策保障。

4. 先禮后兵，兵后再禮

當然，和平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在強大的軍事震懾下實現(xiàn)的。涼州會談和《十七條協(xié)議》簽訂的背后，都有武力統(tǒng)一作為最后的保障。

多達受命進軍西藏時，首先在熱振寺給西藏的僧俗群眾來了個下馬威，“在熱振寺北部砍下500僧人之頭，頓時吐蕃全境地動石顫”。在這種震懾下，京俄扎巴迥乃“將西藏所有木門人家的戶數(shù)獻上”。之后，多達率領蒙古兵“拆除了自東面工布地區(qū)以上，包括東西洛扎、列、洛若、杰波、門白卓、珞、門等地直至泥婆羅邊界以內的堡壘，以蒙古律令進行統(tǒng)治、地方安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薩迦班智達接受了闊端的召請。對于當時普遍關心之“前往蒙古究竟有何好處”等問題，薩班作出如是回答：“蒙古汗王召吾去為福田，言：如若不去，必遣鐵騎至也。若軍隊至此，吾雪域西藏必遭大難，故不得不去也。吾所去，唯愿能饒益眾生有情，能否確實有益，吾亦不能保證。然，若有益于有情眾生，即使喪命捐軀，吾亦無懼矣！”如前所述，在《致蕃人書》中，薩班對西藏采取抵抗的后果也作了深入的分析，涼州會談得以實現(xiàn)背后的軍事威懾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同樣，和平解放西藏，也是一個“先禮后兵，兵后再禮”的過程。中央人民政府為了促成西藏的和平解放，之前圍繞“十大政策”開展了大量政治爭取工作，但西藏地方的一些分離主義者仍然執(zhí)迷不悟，他們置全國各族人民的心聲于不顧，甚至害死了進藏勸和的著名愛國高僧格達活佛，妄圖以武力抵抗解放軍進藏。根據(jù)和平解放的總體原則和西藏方面一小部分人負隅頑抗的基本形勢，中央經過多方分析，最終決定以打促和。西南局按照中央指示，經過充分研判認為實施昌都戰(zhàn)役有利于促進和談，于是決定發(fā)動昌都戰(zhàn)役。8月26日，西南軍區(qū)正式下達《昌都戰(zhàn)役基本命令》，十八軍根據(jù)藏軍部署情況制定了正面進攻與戰(zhàn)役大迂回相結合的基本戰(zhàn)法，于10月6日開始了昌都戰(zhàn)役。從10月6日發(fā)起到24日結束，昌都戰(zhàn)役歷時19天，共擊斃、傷、俘藏軍、民兵共5700余人。更為重要的是，昌都戰(zhàn)役既消滅了藏軍的有生力量，也震撼、分化了西藏地方統(tǒng)治集團，在國際上表明了新中國堅決解放西藏的決心，取得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雙重勝利。“特別是它所達成的軍事和政治目的，更使它在我國革命戰(zhàn)爭史上留下熠熠生輝的一頁?！辈紤?zhàn)役使得西藏地方各界震動，年底就議定派官員到昌都，與阿沛一道和解放軍談判。次年，暫居亞東的達賴喇嘛和噶廈決定派正式代表赴京談判。可以說，昌都戰(zhàn)役成功地實現(xiàn)了“以戰(zhàn)促和”的目的，為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

小結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1247年的涼州會談和1951年的和平談判，既是歷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關系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是我國這樣一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發(fā)展歷史上的偉大篇章。13世紀中葉的涼州會談，結束了西藏高原幾百年分裂割據(jù)的歷史，推動完成了元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實行有效行政管轄和治理的統(tǒng)一大業(yè)。20世紀中葉西藏的和平解放，實現(xiàn)了中國大陸的全部解放和完全統(tǒng)一，標志著近代以來侵略、覬覦西藏的帝國主義勢力被驅逐出西藏，標志著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取得了更為輝煌的成就，從此，西藏各民族同胞回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大家庭中。從薩迦班智達的《致蕃人書》和阿沛·阿旺晉美的《致噶廈的信》中，我們領略了中央政府對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強大決心，認識到中央政府為追求和平統(tǒng)一付出的真心誠意和巨大努力，了解到中央政府為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實施的英明決策和正確部署。同樣，從薩迦班智達的《致蕃人書》和阿沛·阿旺晉美的《致噶廈的信》中，我們也真切地感受到歷史上西藏各族人民一心向內的天然情感，清楚地認識到一切背離歷史發(fā)展趨勢的分離行徑不得人心，深入地了解到西藏愛國主義者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勇于擔當?shù)母呱星椴?。相?個世紀的兩次偉大的和談，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以及最終能夠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都建立在中央全方位、多角度的爭取工作和西藏地方對這些爭取工作的積極響應上，從薩迦班智達的《致蕃人書》和阿沛·阿旺晉美的《致噶廈的信》中，我們可以領略到這種偉大的互動，并對這種互動的本質，即中華民族血濃于水的情感基礎和國家統(tǒng)一的必然趨勢形成更進一步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