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時期《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與近代藏學研究

1922年，華西邊疆研究學會（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創(chuàng)辦了包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大型綜合性英文學術刊物《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22—1947，以下簡稱《雜志》及JWCBRS，主要刊布關于中國西南邊疆研究的學術成果，而藏族社會研究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尤其是在抗戰(zhàn)時期，隨著大批海內外知名學者輾轉至成都加入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其學術刊物《雜志》成為中國西南邊疆研究的國際性權威學術刊物，一批代表著當時高學術水平的藏學論著在此刊布，為今人研究當時的藏區(qū)提供了珍貴的田野調查資料和研究論著，備受學者們的關注和重視。一些學者將《雜志》的目錄翻譯、文章索引相繼出版[2]，相關研究也取得進展。但這些研究或是對相關的葉長青、李安宅、顧福安等[3]個別學者及其成果展開研究；或利用其資料對藏族的宗教、社會等進行個案研究[4]，皆未能從整體上幫助我們了解其時《雜志》刊載藏學研究的整體情況。因此，筆者系統(tǒng)梳理抗戰(zhàn)時期《雜志》及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的藏學研究成果，擬從藏學學科發(fā)展史的角度，探討這一時期《雜志》藏學研究的傳統(tǒng)及其特點。

一、早期《雜志》（1922—1929）與藏學研究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自1922年創(chuàng)立開始，一直保持著藏學研究的傳統(tǒng)。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成立的目標是“旨在研究中國西部各縣、人口、風土和環(huán)境，尤其探討這些因素對非漢民眾（Non-Chinese） 的影響”[5]，而川西北地區(qū)不僅緊鄰成都，亦是非漢民族的聚居區(qū)，是天然理想的研究區(qū)域。因此，學會在成立的第一年所開展的講座活動大多與川西北地區(qū)有關，如彭普樂（T.E.Plewman）兩次講演《黑俄番河谷行記》、李哲（S.H.Liljestrand，1888—?）宣讀論文《從打箭爐到巴底、巴旺的生物學筆記：對藥用植物的特別參考》，等等[6]。作為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研究成果展示載體的《雜志》，自1922年創(chuàng)刊至1947年停刊，持續(xù)20余年，共出版16卷20冊，發(fā)表文章339篇，涉及140位作者。[7]1922—1929年間，共出版3卷，刊載文章49篇，其中涉藏文章23篇，幾乎占整個雜志篇幅的一半，內容涉及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成員在康區(qū)及川西北高原地區(qū)的所見所聞、貢嘎山探險、動植物、藏醫(yī)、宗教儀軌等內容，無不體現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早期藏學研究的傳統(tǒng)。

這一研究傳統(tǒng)與葉長青（J.H.Edgar，1872.8.19—1936.3.23）個人的研究緊密相關。葉長青雖不是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的發(fā)起人之一，但學會成立時，葉長青給予了指導，并且成為學會的第一位榮譽會員，又是學會唯一享有榮譽主席（1932—1936）稱號的殊榮者。[8]自1902年始，他先后在巴底、巴旺、打箭爐（今康定）、理塘、巴塘、灌縣（今都江堰）、威州（今汶川）旅行、考察和生活。自1922年開始，一直生活在打箭爐，直到去世。[9]長期在這些地區(qū)的游歷、考察和定居生活，使其不僅熟練掌握了藏語、漢語、嘉絨話，而且成為了藏學研究領域的高產作家。1922—1929年，刊載在《雜志》上的23篇藏學文章中，葉長青所寫的就占了10篇。除葉長青外，葛維漢（D.C Graham，1884—1962）、莫爾思（W.R.Morse，1874—1939）、布禮士（A.J.Brace，1877—1949）、赫立德（G.G.Helde）、費爾樸（D.L.Phelps）、李哲、彭普樂、徐維理（W.G.Sewell）等人對藏地亦有著濃厚的研究興趣，先后發(fā)表了他們在康區(qū)和川西高原探險考察的研究成果，并在學會的會議和講座中宣讀了部分研究成果。雖然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抗戰(zhàn)時期的學術興趣都發(fā)生了轉向，如葛維漢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羌族、四川苗族的研究上。但在早期，他們的學術興趣和成果大多集中在藏族社會研究，尤其是康區(qū)的研究中。由于上述學者均來自不同的學科領域，從而使這一時期的藏學研究有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并重，集醫(yī)學、博物學、地理學、人類學/民族學、宗教學研究為一體的綜合性研究趨勢，研究區(qū)域多集中在川西北地區(qū)，但文章多為探險、考察行記，較為簡單，從學術思想上來看，則多以文化進化論和傳播論為指導。

二、抗戰(zhàn)時期的《雜志》（1930—1945）與藏學研究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西南邊疆備受國家重視，其研究的學術性質上升至國家戰(zhàn)略地位，許多大學紛紛成立邊疆研究機構，邊疆研究成為學術熱點，國內外學者對西南邊疆的關注和研究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背景下，《雜志》亦取得較大的發(fā)展，在抗戰(zhàn)時期[10]共出版13卷，刊載文章290篇，其中，藏學類文章81篇，占刊載文章總量的近三分之一，文章體裁豐富多樣，包括詩歌、民謠、歌曲、研究論文、書評、短文、短評，并配有大量的東部藏區(qū)民族影像、地圖、民族分布圖等。這一時期《雜志》的藏學研究可以分為兩個時期：西方學者主導時期和國內學者主導時期。

（一）西方學者主導時期（1930—1937）

1922—1937年，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及其《雜志》主要由西方學者主導，自從1937年聞宥在此用漢文發(fā)表《印支語族中字首復音消失過程之一例》[11]，中國學者開始陸續(xù)在此刊上發(fā)表研究成果[12]，因此這一時期可稱為西方學者主導時期。藏學研究方面，1930—1936年共刊載涉藏文章62篇，地圖等插圖26幅，舉辦學術講座及會議10場，主要以葉長青、葛維漢、鄧肯（M.H.Duncan）為代表。

葉長青的藏學研究主要體現在語言學、宗教學、地理學以及他在藏東旅行考察的行記和民族志。其在《雜志》上刊載的文章多達40篇，是這一時期發(fā)表藏學論文最多的學者。

首先，葉長青對藏語及嘉絨語有著濃厚的興趣。一是翻譯了他在民間收集的民諺、民謠，如《給拉薩旅行者的建議》[13]、《唵嘛哲穆耶薩嘞嘟：一則金川民謠》[14]，展現藏區(qū)不同地域的風情及宗教概況。二是推廣使用藏語并編纂《嘉絨藏英字典》。他一再強調藏語對于理解藏文化的重要性，在文章中，對專有名詞、地名、人名也盡可能地使用藏文，并在J?schke(1817—1883)、Edvard Amundsen (1873—1928)的研究基礎上對藏語的高低中音、升降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5]，展示藏文數字、藏文字母表、六字真言的正確寫法，等等[16]。在《嘉絨藏英字典》中，葉氏則用藏語轉寫記錄嘉絨語，并借相似的英文單詞發(fā)音來講解嘉絨語的發(fā)音，用句子和短語說明嘉絨語的句子結構，對今日研究嘉絨語及嘉絨語的變遷仍是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17]三是比較語言學的研究。葉長青深受人類學傳播論和進化論的影響，一直試圖從比較語言的途徑解決藏族族源及人類起源問題。[18]他在《閃族語與藏語的對應詞》[19]、《華西的語言變遷》[20]、《四川古代的戎人及其可能存在的后裔》[21]、《“吐番”字源考》[22]等幾篇語言著作中，常將藏語與漢語等語言進行比較研究。

其次，葉長青十分重視對藏族宗教的研究，一方面他試圖理解藏族宗教和文化，從而拓展其在川西北地區(qū)的基督教事業(yè)[23]，另一方面又試圖通過尋找藏族宗教與其他宗教的相似因素，從而解決藏族的族源問題。大體來說，其宗教研究可分為兩類：一是對藏族寺院、教派、僧人、尼眾、節(jié)日、儀軌及瑪尼的考察記錄。雖然葉長青的許多觀點值得商榷，對于藏族宗教哲學深層次的問題也缺乏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但他總是事無巨細地記載其參加過的宗教節(jié)日和儀軌、見過的寺院、聽說的宗教故事，并且從特殊視角觀察藏族女性，如對覺姆、天葬中的女性死者、節(jié)慶中的藏族婦女等的觀察和描繪，可以說是通過田野獲得的第一手資料筆記，至今仍是值得參考的資料。二是比較宗教學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有《金川的日月崇拜》《喇嘛教里一個疑似的摩尼教層面》《西藏的景教》《唵嘛哲穆耶薩嘞嘟與苯教崇拜》《藏東及鄰近地區(qū)的神石和相關特征》等[24]。在這些文章中，作者將藏傳佛教與摩尼教、景教等進行比較，試圖找出其中的相似因素，證明藏傳佛教與摩尼教的淵源，同時亦將苯教與藏傳佛教及藏傳佛教各教派之間相互對比，力圖展現出藏族宗教的多元性。

此外，葉長青對東部藏區(qū)的地理、人群以及藏族的日常生活作了大量的描述，在《雜志》上刊載了一批可觀的民族志和游記。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理塘至瞻對行記》《金川族群劃分》《尼曲或雅礱江上游的霍爾巴人》《河口：雅拉的后門》《金沙江、理塘河、雅礱江、銅河或大渡河的彎道》《天葬》等。[25]由于受過地理學訓練，在這些行記和民族志中，葉長青不但詳細記錄其參與觀察的一切，并且十分注重自然環(huán)境對人群、社會組織形成的影響，對山川、河流均繪有地圖。

葛維漢與葉長青不同，他主要持文化相對論的觀點，在研究中盡量保持客觀的研究態(tài)度，其為數不多的幾篇藏學論文討論了藏族的宗教節(jié)慶及儀軌，強調田野中“客位”[26]的研究態(tài)度和方法。他曾提出藏邊研究的七條建議：第一，利用客觀法而非主觀方法，讓事實和數據檢測理論，而非圍繞理論尋求證據和事實；第二，開始研究前，盡可能多地閱讀已有的研究成果；第三，做自己最熟知的學科；第四，要花費時間和心思才能成就重要的學術研究；第五，在田野中，要盡快、盡量全面和完整地記筆記；第六，在田野中大量拍照、畫圖、繪制地圖；第七，對我們的研究對象要友好、同情、感激，尤其是在研究當地人的宗教和風俗習慣時要尊重當地人的宗教情感，欣賞每一種土著宗教的美麗、高貴、優(yōu)秀之處。[27]這一治學態(tài)度對于今日的藏學研究已不是新鮮事，但在20世紀30年代，對于探索中的中國藏學乃至西方藏學研究都是具有開拓意義的。在此方法論的指導下，葛維漢按照儀式發(fā)生的時間順序，詳細記錄了1930年打箭爐營官寨居里寺（???????????????）舉行的為期3天的跳神活動過程，并留存了參與跳神節(jié)的信眾和僧侶的珍貴照片資料。此外，他還特別指出跳神被西方人狹隘地理解為“鬼舞”（devil dance）的不當之處，認為應重視藏族宗教的社會功能，但不能夸大[28]。

鄧肯（M.H.Duncan）則對巴塘藏歷新年的跳神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將其于1927年、1930年、1931年在巴塘參與觀察的藏歷新年跳神情況詳細地記錄下來，并附跳神使用的全部法器清單[29]，對于研究跳神活動同樣是重要的參考資料。同時，他對巴塘一帶的禿鷲也進行了細致的動物學調查[30]。

此外，在這一時期，學者們對藏族的歷史碑刻、驛站商路、地質地貌、氣候環(huán)境、山脈水系、地方性甲狀腺疾病、體質測量均有一定研究，[31]并且對西方藏學界的藏學論著進行批評性閱讀，以書評的形式呈現在《雜志》上，試圖改變19世紀末歐洲傳教士因想象西藏而產生的錯誤論點[32]。此時的藏學研究不但涵蓋了人類學、地理學、博物學、宗教學、語言學、醫(yī)學等各個學科領域，而且在宏觀史論上進化論、傳播論、歷史特殊論并行交織。

(二) 國內學者主導時期（1937—1945）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期刊的出版因經費短缺、紙張價格上漲、運輸困難等原因受到嚴重影響，文章數量明顯減少，藏學類文章亦如此，1937—1945年僅刊載涉藏文章19篇，插圖亦被大幅度削減，僅有4幅，但即使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8年間亦舉辦相關藏學研究學術講座11場，藏學研究仍是《雜志》關注的主要內容之一。與前一時期不同的是，這一時期中國學者陸續(xù)加入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逐步掌握了《雜志》的學術主導權。在藏學領域，李安宅（1900—1985）、劉恩蘭（1905—1986）、聞宥（1901—1985）、蔣旨昂（1911—1970）等相繼在《雜志》上發(fā)表自己的藏學研究成果，成為這一時期藏學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同時，西方學者顧福安（R.Cunningham，1883—1942）、大衛(wèi)妮爾夫人（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等也是這一時期在《雜志》上刊發(fā)藏學研究文章的代表人物。

藏族宗教在這一時期受到了廣泛關注。顧福安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藏傳佛教上，其中《喇嘛的宇宙觀》《唵嘛呢叭咪吽》《喇嘛教》《再論喇嘛教》《喇嘛教和喇嘛之地的起源》等[33]論文從藏語文和藏傳佛教宗教哲學角度向西方介紹了藏傳佛教的相關教義、教派情況及喇嘛的日常生活。比如對涅槃證悟修行所需的六種方式（????????????????????）：布施、持戒、禪定、忍辱、精進、般若，均作了較為準確和到位的解讀[34]。1933年達賴喇嘛的圓寂和1937年班禪喇嘛的圓寂，使得作者對活佛轉世問題異常關注，他就活佛轉世問題，詳細詢問他的兩位藏文老師，試圖解答藏族活佛轉世的秘密，但似乎并沒有成功[35]。1933年達賴喇嘛的圓寂和1937年班禪喇嘛的圓寂，使得作者對活佛轉世問題異常關注，他就活佛轉世問題，詳細詢問他的兩位藏文老師，試圖解答藏族活佛轉世的秘密，但似乎并沒有成功[36]。

1937年年底，其時聞名歐洲的傳奇女子——大衛(wèi)妮爾再次入藏未果，不得不滯留于打箭爐，直到1944年返回成都為止。這期間，其關于藏傳佛教的開光儀軌、轉瑪尼、六字真言、自然神靈的研究成果，或由她親自執(zhí)筆或被人從法文譯成英文發(fā)表在《雜志》上[37]。

李安宅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上兩次演講其對拉卜楞寺和薩迦派的研究成果，并在《雜志》上發(fā)表了相關文章，這些成果的中文版本亦刊發(fā)在《邊政公論》[38]、《新西北》[39]、《責善半月刊》[40]上，得到了中外學者的認可。深受人類學功能學派影響的他，在研究藏族宗教和寺院時特別注重寺院的功能。在對拉卜楞寺的研究中，除拉卜楞寺的歷史背景、寺院教育、公開大會研究外，還對拉卜楞寺在宗教、教育、社區(qū)的功能給予了特別關注[41]。在對薩迦派的研究中，除關注藏語文化分區(qū)、薩迦派歷史、代表人物、寺院活動外，亦特別強調藏傳佛教的社會功能，認為藏傳佛教是一種社會機制，具有宗教、經濟（集中與分配）、教育、政治等社會功能。[42]

語言學仍是這一時期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聞宥對藏語字首復音消失現象及理番的語言情況作了調查。[43]尤其是在《理番諸語》一文中，作者特別使用“Languages”（諸語）描述理番縣的語言情況，認為在理番地區(qū)并非是僅僅講一種語言，而是多語言混合，包括藏、羌、漢、嘉絨語的混雜使用，這說明這一地區(qū)亦非單一族群生活區(qū)，而是多族群混居區(qū)域。[44]杰弗瑞（J.Howard Jeffrey）認為藏語與印歐語系的雅利安語可能更親近，藏語中包含了大量的雅利安語成分和借詞，更接近雅利安北部語。[45]

在地理學方面，劉恩蘭在理番考察期間，對大渡河岷江間的嘉絨、羌等邊民部落的人地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氣候、地形和河流對理番縣的人群分布、穿著、食物、生計、習俗、女性生活和地位、娛樂消遣、宗教信仰產生了一定影響。羌、嘉絨、番、黑水河的“蠻子”“博羅子”均有自己的中心生活區(qū)域，并且因為山脈溝壑的阻隔，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地方方言及社會習俗。[46]

社會學研究也得到發(fā)展。蔣旨昂使用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的理論和方法探究黑水河流域的社區(qū)政治和社區(qū)組織，將沿著黑水河和岷江流域自然分布的番、羌、嘉絨、“博羅子”視作一個狹長的社區(qū)。在這個社區(qū)內，衙門和頭人生活的區(qū)域被看作是這個社區(qū)的核心，社區(qū)內部的人群相互敵對又有合作。同時也展現作為社區(qū)統(tǒng)治者的頭人及管家的社會地位及婚姻關系、被統(tǒng)治階層的地位等，是運用社區(qū)政治理論對藏區(qū)展開研究的較早嘗試。[47]

此外，藏族文學領域的研究也有一些新的突破，著名的藏族戲劇作品《朗薩雯蚌》被譯成英文出版[48]。

總之，與前一時期相比，《雜志》這一時期的研究更加專門化和學術化，文學和藝術研究領域的成果得以展現，宗教哲學的研究更加精深，人類學的功能理論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相繼介入藏學研究，使得這一時期的藏學研究成果更加豐富多彩。

三、結論

《雜志》從創(chuàng)刊直至?？恢笔强d藏學研究重要成果的英文載體，在近代藏學研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了解藏學學科發(fā)展史上中外藏學發(fā)展情況的一個重要窗口，從其所刊載的藏學研究成果來看，主要呈現出綜合性、區(qū)域性及中國學者積極參與主導的特點。

（一）綜合性  《雜志》的藏學研究成果涵蓋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群的研究，地理學、醫(yī)學、宗教學、語言學、哲學、文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研究成果無不在雜志中一一得以刊布和傳播。從宏觀史論指導上來看，進化論、傳播論、歷史特殊論、功能論、社會知識論、語義學等流派的思想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和觀念，使其時的藏學研究呈現出多學科參與、多理論指導的綜合性研究趨勢。

（二）區(qū)域性  由于彼時深受時局影響，難以深入西藏地區(qū)，故中外學者的研究重心一直放在今之甘青、川西北高原及康藏地區(qū)，尤以康藏地區(qū)為最，使這一時期的藏學研究呈現出明顯的區(qū)域性特色。葉長青、李安宅、葛維漢等人在人類學理論的指導下，對這些地區(qū)的藏族及其周邊民族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強調邊疆對于理解中心的重要性，對后來任乃強等學者展開康藏研究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三）中國學者的積極參與及主導  《雜志》雖然為全英文期刊，但中國學者們也積極參與其中。1937年以前，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及其《雜志》所展現出的藏學研究的興趣、方法及領域多與幾位西方核心學者有關，如葉長青、葛維漢、鄧肯、布禮士等。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大批的文教機構和知名學者聚集于此，《雜志》本土化特色愈加明顯，聞宥、李安宅、劉恩蘭等學者用中文或英文在《雜志》上發(fā)表他們的藏學研究成果，并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擔任要職，舉行各種藏學學術講座，使得這一時期的西南邊疆研究及藏學研究呈現出百家爭鳴的景象。

今天，我們對這批藏學研究成果中的許多研究材料、研究結論及研究方法都進行了整理和校正，有的結論已被證明是錯誤的、過時的，甚至其中某些研究成果明顯帶有一些基督教和科學帝國主義的色彩，但這仍不影響其歷史貢獻和學術價值。它們不僅對我們了解西方近代藏學在中國的發(fā)展歷程十分重要，而且其中保留的大量甘青川地區(qū)19世紀20—50年代的田野資料極具史料價值，是我們進一步開展藏學研究的重要資料。

來源：李志英，女，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講師，原載《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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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20—40年代‘華西學派’學術體系研究”（2017ZDA16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并受四川大學“雙一流”建設項目（skbsh2019-26）、“四川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資助。

[2] 趙心愚、秦和平編：《清季民國康區(qū)藏族文獻輯要》（下）［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029—1042頁；周蜀蓉：《〈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目錄》［A］，《葛維漢民族學考古論著》［C］，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265—413頁；鄒立波：《1949年以前“藏彝走廊”研究論文索引》［A］，《藏學學刊》［C］，2005年第2輯，第202—254頁。

[3] 代表性論著有朱婭玲：《傳教士顧福安及其康藏研究》［A］，《藏學學刊》，2015年第12輯，第190—206頁；向玉成、肖萍：《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外國會員的康區(qū)游歷考察及其影響》［J］，《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第8—14頁；陳波：《李安宅與華西學派人類學》［M］，巴蜀書社，2010年；申曉虎：《葉長青康藏民族學研究綜述》［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10期，第64—70頁。

[4] 比如申曉虎、阿旺嘉措：《傳教士視野中的川藏地區(qū)苯教》［J］，《中國藏學》2013年第3期，第94—99頁；申曉虎：《比較的視角:葉長青康區(qū)宗教文化研究探析》［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第122—127頁。

[5] L.G.Kilborn.“Forward”.JWCBRS，Chengdu：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Mission Press，1930—1931，Vol.4，p.1.

[6] 1922年至1923年上半年，學會共舉辦了7次活動，其中4次均與藏區(qū)有關。參看“Organization and Frist Year's Program”，JWCBRS，Chengdu：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Mission Press，1922，Vol.1，p.1.

[7] 關于該學刊和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的研究參看，四川大學博物館整理：《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整理影印全本》［Z］（全10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周蜀蓉：《傳教士與華西邊疆研究——以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為例》［J］，《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1期，第127—133頁；周蜀蓉：《發(fā)現邊疆：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研究》［M］，中華書局，2018年；成恩元、易艾迪：《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始末記》［A］，《南方民族考古》［C］，2015年第11輯，第193—230頁；成佳：《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及其歷史地理研究》［A］，《歷史地理學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暨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歷代治理研究》［C］，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56—471頁。

[8] 成恩元、易艾迪：《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始末記》［A］，載《南方民族考古》［C］，2015年第11輯，第194—195頁。

[9] D.S Dye.“James Edgar，Pioneer”.JWCBRS，Shanghai：Tomas Chu and Sons Press，1936，Vol.8，pp.14—18.

[10] 因為《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最初為兩年一卷，自1932年開始才改為一年一卷，因此筆者將1930—1931年卷進行拆分。

[11] 聞宥：《印支語族中字首復音消失過程之一例》(A process of Dissolution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 Groups in the Indo-Chinese Family)，JWCBRS，Shanghai：Tomas Chu and Sons Press，1937，Vol.9，1937，pp.120—129.

[12] 1937年開始，由于中國學者陸續(xù)加入，《雜志》相繼刊載少數幾篇用中文寫作的論文和摘要，但數量十分有限，英文仍是《雜志》的主要寫作語言。

[13] J.H.Edgar.“Advice to Travelers on the Way to Lhasa”.JWCBRS，Vol.4，1930—1931，p.1.

[14] J.H.Edgar.“Om Ma Dre Mu Ye Sa Le Dug:A Ballad of the Kin Ch'wan”.JWCBRS，Vol.5 ，1932，pp.41—42.

[15] J.H.Edgar.“The Tibetan Tonal System”.JWCBRS，Vol.5 ，1932，pp.66—67.

[16] J.H.Edgar.“Tibetan numbers”.JWCBRS，Vol.8，1936，pp.170；“English-Giarung Vocabulary”.JWCBRS，Vol.5（增刊），1932，pp.1—63.

[17] J.H.Edgar.“English-Giarung Vocabulary”.JWCBRS，Vol.5（增刊），1932，pp.1—63.

[18] 張琪：《20世紀上半葉人類學“華西學派”的理論流變探略》［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第8—16頁。

[19] J.H.Edgar.“Sumerian and Tibetan Equivalents”.JWCBRS，Vol.5，1932，p.68.

[20] J.H.Edgar.“Language changes in West China”.JWCBRS，Vol.6，1933—1934，pp.258—262.

[21] J.H.Edgar.“The Ancient Yong(戎)and Possible Survivals in Szechwan”.JWCBRS，Vol.6，1933—1934，pp.246—251.

[22] J.H.Edgar.“A Note on the Characters 吐番”.JWCBRS，Vol.6，1933—1934，p.62.

[23] J.H.Edgar.“The Great Open Lands”.JWCBRS，Vol.4，1930—1931，pp.14—21.

[24] J.H.Edgar.“Sun and Moon Worship in the Chin Ch'wan”.JWCBRS，Vol.7，1935，pp.82—83；“A Suspected Manicheistic Stratum in Lamaism”.JWCBRS，Vol.6，1933—1934，pp.252—257；“Nestorianism in Tibetan”.JWCBRS，Vol.6，1933—1934，p.245；“Om Ma Dre Mu Ye Sa Le N’dug:and Bn Worship”.JWCBRS，Vol.5，1932，pp.39—40；“Sacred Stones and Associated Traits in Eastern Tibet and Contiguous Regions”.JWCBRS，Vol.4，1930—1931，pp.51—56.

[25] J.H.Edgar.“A Journey through Nyarung from Litang”.JWCBRS，Vol.4，1930—1931，pp.22—28；“The Racial Factor in the Kin Ch'wan Grouping”.JWCBRS，Vol.5，1932，pp.27—38；“The Horpa of the Upper Nya or Yalung”.JWCBRS，Vol.5，1932，pp.69—72；“Hokow:The Back Door of Chagra”.JWCBRS，Vol.7，1935，pp.23—28；“Bends in the Kin Sha，Litang，Ya Lung and T'ong or Ta—Du Rivers”.JWCBRS，Vol.7，1935，p.131；“Feeding Vultures with Human Flesh”.JWCBRS，Vol.5，1932，pp.54—55.

[26] 作者在文中并沒有直接使用后來人類學中的客位研究方法（Etic Approach），但文章無處不體現這一研究理念。

[27] D.C.Graham.“Methods and Equipment for Research on the China-Tibetan Border”.JWCBRS，Vol.6，1933—1934，pp.viii—xiv.

[28] D.C.Graham.“Notes on the Tibetan Festival of the Gods”.JWCBRS，Vol.Vol.5，1932，pp.43—50；“Notes on the Tibetan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Festivals”.JWCBRS，Vol.5，1932，pp.51—53.

[29] M.H.Duncan.“The Tibetan New Year Dances”.JWCBRS，Vol.4，1930—1931，pp.32—50.

[30] M.H.Duncan.“The Tibetan Vulture or Lammergeyer”.JWCBRS，Vol.4，1930—1931，pp.143—144.鄧肯是駐巴塘傳教士，除在《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以外，他還曾出版過一部著作：Marion H.Duncan.The Mountain of Silver Snow，Cincinnati：Powell & White，1929，pp.20—23.

[31] 代表性論文有：W.Morse，B.A，M.D，C.M，F.A.C.S，LL.D.“Schedule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Measurements and Observations on Ten Ethnic Groups of Szechwan Province，West China”.JWCBRS，Vol.8（增刊），1936，pp.1—170；S.H.Liljestrand.“A Survey of Endemic Goit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Gold Rivers District in the Chino—Tibetan Border Marches”.JWCBRS，Vol.6，1933—1934，pp.196—207；T.Torrance.“Free translation of a Stone Tablet at Lifan”.JWCBRS，Vol.6，1933—1934，pp.22—23；M.H.Duncan.“Eastern Tibetan Weather”.JWCBRS，Vol.4，1930—1931，pp.145—150；D.S.Dye.“Some Notes on the Sketch Map by J.Huston Edgar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JWCBRS，Vol.4，1930—1931，pp.106—110.

[32] 代表性論文有:J.H.Edgar.“Comments on the Mountains about Tatsienlu”.JWCBRS，Vol.5，1932，pp.75—77；L.G.Kilborn.“High Altitudes”.JWCBRS，Vol.6，1933—1934，pp.269—270；J.N.“Travel and Researches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JWCBRS，Vol.6，1933—1934，pp.172—177.

[33] R.Cunningham.“The Lama's Cosmogony”.JWCBRS，Vol.9，1937，pp.183—190；“Om Ma Ni Pad Me Hum”.JWCBRS，Vol.9，1937，pp.190—198；“Lamaism”.JWCBRS，Vol.12(A)，1940，pp.25—34；“Lamaism”.JWCBRS，Vol.13(AB)，1941，pp.1—13；“Origins in Lamaism and Lamaland”.JWCBRS，Vol.10，1938，pp.175—184.

[34] R.Cunningham.“The Six Planks Across the Srteam”，JWCBRS,Vol.9,1937，pp.190-198.

[35] R.Cunningham.“Om Ma Ni Pad Me Hum”.JWCBRS，Vol.9，1937，pp.190—198.

[36] R.Cunningham.“The Six Planks Across the Stream”.

[37] Alexandra David-Neel，V.Sydney.“Concerning Aum Mani Padme Hum Hri”.JWCBRS，Vol.12(A)，1940，pp.76—81；“Nature Gods in Tibet”.JWCBRS，Vol.13(AB)，1941，pp.42—45.

[38] 李安宅：《拉卜楞寺槪況》［J］，《邊政公論》1941年第1卷第2期，第32—41頁；《薩迦派喇嘛教》［J］，《邊政公論》1945年第4卷第7—8期，第1—8頁 。

[39] 李安宅：《拉卜楞寺概況》［J］，《新西北》1941年第5卷第1—2期，第5—13頁；《拉卜楞寺公開大會》［J］，《新西北》1941年第5卷第1—2期，第14—24頁；《拉卜楞寺大經堂——聞思堂的學制》［J］，《新西北》，1939年第2卷第1期。

[40] 李安宅：《拉卜楞寺概況》［J］，《責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3期，第4—8頁；《拉卜楞寺公開大會(續(xù))》［J］，《責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6期，第10—17頁。

[41] Li An-che.“A Lamasery in Outline”.JWCBRS，Vol.14(A)，1942，pp.35—68.

[42] Li An-che.“The Sakya Sect of Lamaism”.JWCBRS，Vol.16(A)，1945，pp.72—87.

[43] 聞宥：《印支語族中字首復音消失過程之一例》，JWCBRS，Shanghai：Tomas Chu and Sons Press，1937，Vol.9，1937，pp.120—129.

[44] Wen Yu.“On the Languages of Li Fan”.JWCBRS，Vol.14(A)，1942，pp.31—34.

[45] J.Howard Jeffrey.“An Aryan Content in the Tibetan Language”.JWCBRS，Vol.9，1937，pp.135—159.

[46] Liu En-lan.“The Geography of Lifan”.JWCBRS，Vol.14(B)，1943，pp.28—34；“Tribes of Li-Fan County in Northwest Szechwan”.JWCBRS，Vol.15(A)，1944，pp.1—11；“The Social Customs of Tribes People as Affected by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JWCBRS，Vol.15(A)，1944，pp.11—20.

[47] Chih-ang Chiang.“Black River Communal Politics”.JWCBRS，Vol.15(A)，1944，pp.22—33.

[48] R.Cunningham.“Nangsal Obum”.JWCBRS，Vol.12(A)，1940，pp.3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