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學研究（漢文部分）——當代作家文學

（二）當代作家文學

本年度在作家文學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從文學理論上宏觀對藏族文學進行研究的文章有于宏的《變化中的現(xiàn)代性渴望——當代藏族文學的社會、文化現(xiàn)代性追求》（《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3期）、《展示社會風貌傳遞時代精神——淺論近幾年西藏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西藏文學》第6期）前者從社會、文化與審美現(xiàn)代性的角度出發(fā)，對當代藏族文學的主題表達和審美追求進行解讀。文章對當代藏族文學半個世紀的發(fā)展歷程進行了有限度的回顧和總結(jié)，客觀地探討了當代藏族文學在藏族文化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fā)揮的作用。后者對西藏近幾年的報告文學做了回顧性研究。白曉霞的《民間文化與藏族長篇小說中的“成長主題”》（《西藏文學》第4期），探討了西藏長篇小說和民間文學作品中的“成長主題”，藏族文化剛性的氣質(zhì)及藏族傳統(tǒng)文化在社會轉(zhuǎn)型時期的全面調(diào)整，使藏族小說中的“成長”主題負載更多的社會與文化線索。民間文化的“成長主題”則經(jīng)歷了民間文化“政治化”、“性別化”、“知識化”的歷程。

有關藏族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評論主要集中在對阿來、尼瑪潘多作品的評論上。

本年度關于作家阿來的作品，評論者們一如既往地給予了高度關注。集中關注了其三部重要長篇作品，即《塵埃落定》、《空山》與《格薩爾王》。有討論其小說的敘事視角與敘事特征的，有討論作家的身份認同與文化認同的，也有討論小說中的民族文化特色的，不一而足。其中有幾篇評論從選取的角度和考察深度來看，有一些新意，在此稍作介紹。

有人從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理論角度，來討論阿來小說中豐富的民族文化內(nèi)涵與特色，比如胡志明、秦世瓊的《族群記憶與文化多樣性書寫——阿來小說的人類學分析》（《江淮論壇》第6期）。評論者通過分析阿來小說中的文化意象，認為他“深受藏漢文化的雙重滋養(yǎng)”，關注民族、家庭、村落與普通民眾的生活歷史，以鮮明的人類學敘事風格，對藏地社會的地域文化進行了一場民族志式的文化書寫。評論者尤其利用“地方性知識”這一闡釋人類學理論，挖掘了小說中的各種民族文化內(nèi)涵，特別是用“深描”的方式展現(xiàn)了作為小說場景的“嘉絨藏族文化獨特的時間觀所帶來的歷史感，極大地凸顯出嘉絨族群的文化特色”。評論者還用這種方法剖析阿來小說中的傻子少爺這類“不正常的人”，認為“小說中反復設置的‘不正常的人’喻示著他對自己民族文化中傳統(tǒng)消逝的隱痛”。因此，評論者認為“其作品既是一組展示文學語言之美的‘藝術創(chuàng)作’，也是一系列關于藏族社會歷史與文化事象的人類學的‘深描’”。同類的評論文章還有丹珍草的《阿來的民族志詩學寫作——以〈大地的階梯〉為例》(《民族文學研究》第1期)。

另一類評論文章關注了阿來小說中所反映的歷史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命運之間的沖突問題。如梁海的《世界與民族之間的現(xiàn)代漢語寫作——阿來〈塵埃落定〉和〈空山〉的文化解讀》（《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3期）。評論者從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視角出發(fā)，分析阿來這兩部作品中所呈現(xiàn)出來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斷裂與彌補的問題。認為“在這兩部作品中，阿來傳承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對現(xiàn)代性反思的傳統(tǒng)，去思考在現(xiàn)代性的進程中，藏族世界呈現(xiàn)出的新的文化存在形態(tài)，進而追問，‘現(xiàn)代的’、‘異域的’是怎樣滲透進‘我們的’?并且試圖在一個個小人物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軌跡中去找尋答案?！薄霸诂F(xiàn)代性的問題上，《空山》具有更強烈的批判性，更濃郁的反諷色彩。如果說，《塵埃落定》言說的是有著悠久歷史和古老文明積淀的傳統(tǒng)文化是怎樣走向現(xiàn)代性的，那么，《空山》則是在更深的層面上，去找尋現(xiàn)代性導致曾經(jīng)的詩意棲居之維坍塌的根本原因?！贝送?，評論者認為阿來小說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正是運用了傻子等這樣一系列的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中“樸拙”形象，完成了“民族性”與“世界性”嫁接的苦痛和摸索。其小說在身份認同上也從“民族性”跨入了“雙族別文學”的行列，這種探索正是作者在不斷地挖掘和拓展敘事方式的靈感和空間的基礎上完成的。此外，張學昕的《孤獨“機村”的存在維度——阿來〈空山論〉》(《當代文壇》第2期)和王春林《現(xiàn)代性視野中的格薩爾王——評阿來長篇小說〈格薩爾王〉》（《藝術廣角》第5期）同樣關注了其小說中對這種“指向未來的”傳統(tǒng)的“反省”與“十分突出地體現(xiàn)現(xiàn)代性”的問題。

有多篇評論文章關注阿來的小說《格薩爾王》。洪治綱、肖曉堃的《神與魔的對話——論阿來的長篇小說〈格薩爾王〉》（《南方文壇》第2期）深入解析了阿來的《格薩爾王》?！陡袼_爾王》以神話重述的方式，詮釋了人類自身的困境，作者評析了小說通過格薩爾王在人間的所作所為，打開了一個個豐富的人性世界，并從形而上的角度揭示了“魔”的根源。文章關注到小說不再是格薩爾王與妖魔搏擊中表現(xiàn)出的神力，而是將重點放在人性的描寫上。梁海的《神話重述在歷史的終點——論阿來的〈格薩爾王〉》（《當代文壇》第2期）指出，阿來通過重述神話《格薩爾王》，讓我們走在“編年體”之外的另一個空間去觸摸民族民間文化的印記，并用現(xiàn)代性來關照、反思人性的復雜。此外，黃軼的《阿來的“及物”與“不及物”——讀〈格薩爾王〉》（《文藝爭鳴》第5期）、姚達兌的《史詩重述及其現(xiàn)代命運——評阿來的〈格薩爾王〉》（《石家莊學院學報》第4期）也涉及本主題。

其他如羅文《歷史的反思與文學的“爆炸”——〈百年孤獨〉、〈塵埃落定〉比較研究》（《湘南學院學報》第6期)等評論，重新強調(diào)了阿來小說呈現(xiàn)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風格特征，這也是值得關注的方面。事實上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也反映了阿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與20世紀80年代其他藏族作家之間的某種淵源關系。

2010年1月，藏族作家尼瑪潘多的一部真實反映西藏農(nóng)民生活狀態(tài)的原生態(tài)長篇小說《紫青稞》（作家出版社）出版。與以往展現(xiàn)西藏題材的文學作品不同，《紫青稞》立足于西藏普通百姓的真實生活故事，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藏一偏僻農(nóng)村的變遷為背景，描寫改革開放對西藏農(nóng)村人的價值觀、人生觀及信仰的巨大沖擊及新老兩代農(nóng)民在這種沖擊下的沖突、隔閡和共鳴，小說淋漓盡致地展示了西藏的風土人情。對《紫青稞》的文學評論文章有郭艷的《紫青稞與鄉(xiāng)土西藏——評尼瑪潘多的長篇小說〈紫青稞〉》（《西藏文學》第3期）、朱霞的《轉(zhuǎn)型時期西藏農(nóng)村生活的錦繡畫卷》（《西藏文學》第3期）及李佳俊的《普村女人的昨天和今天——喜讀尼瑪潘多的長篇小說〈紫青稞〉》（《西藏文學》第6期）等幾篇。

除了對阿來、尼瑪潘多作品的評論之外，其他有關藏族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評論相對較少。但這些研究中也可以看到不少新觀點、新方法，值得關注。

德吉草《藏族“生命”美學與詩歌創(chuàng)作考量——以丹真貢布的詩歌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2期），介紹了一位生于1930年代的甘南地區(qū)的藏族詩人，這位能夠運用藏文與漢文雙語進行創(chuàng)作的詩人，在藏族文壇上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通過分析其漢文詩歌中的兩個意象“草穗”和“羚羊”，作者認為他的詩歌以社會現(xiàn)實與歷史為背景，表達了民族的生命美學——慈悲與寬容，以及平靜與理性。作者認為正如這位詩人一樣，老一輩藏族詩人所具有的創(chuàng)作精神，對于當代“藏族文學面臨新的社會制度改革，面臨言說方式的新一輪表達時表現(xiàn)出的民族特質(zhì)、文學探索和時代意識都具有一定的啟蒙意義”。

普布昌居《讓愛照亮生命——對藏族作家次仁羅布2009年作品的研讀》（《西藏研究》第6期）認為，當代作家次仁羅布2009年的作品，如《奔喪》、《放生羊》、《阿米日嘎》、《傳說》等，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征：關注普遍的現(xiàn)實生存狀態(tài)和建構(gòu)嶄新的精神緯度。作者認為次仁羅布2009年的小說關注的對象都是普通勞動者，不管是《奔喪》中的四川妹小魏，還是《放生羊》中的主人公年扎，都有各自的困難與悲劇，而作家不加任何粉飾，如實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在他的小說中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悲情故事，沖突成為人人無法消解的宿命，苦難已不再是某一個個體的遭遇，而是普遍的生存境遇。”給人以“置身其中，常常能夠引發(fā)人對生存本身的悲劇體驗”。評論者還認為次仁羅布的小說除了從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中找到“善”來啟發(fā)民眾的意識以外，還極力通過批判民族文化發(fā)展中呈現(xiàn)的“歪曲”文化現(xiàn)象來“呼喚理性”。

普布昌居、次旺羅布、馬元明的《尋夢者：試論白瑪娜珍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內(nèi)涵》（《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評論了當代藏族女作家白瑪娜珍小說中的一類女性形象：這類女性形象是西藏和平解放以來，成長于社會文化轉(zhuǎn)型期的一代女性。她們是“處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兩種文化邊緣地帶的女性群體，她們既不完全認同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也未能建立起新的知識結(jié)構(gòu)，她們只能在兩種文化的夾縫里苦悶、彷徨，成為精神的虛空者”。作者通過分析和比較小說中“尋夢者”這類女性與傳統(tǒng)女性的性格特征、生活環(huán)境、情感、精神追求等方面的不同，指出盡管“尋夢者”女性不是新時代藏族女性的主流或全部，但她們的生存狀態(tài)也是一種現(xiàn)實存在。它不僅拓寬了藏族小說的審美視野，這一形象還具有積極的文化意義和社會發(fā)展的標志意義。

對小說家扎西達娃的關注也有一些進展，比如討論其小說中的“時間”問題以及“魔幻現(xiàn)實主義”特色等等。王德領的《20世紀80年代的魔幻化書寫及其局限——以扎西達娃的小說為中心》（《蘭州大學學報》第6期）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魔幻化書寫主要體現(xiàn)在一些有關西藏題材的漢文小說中，以扎西達娃的小說為代表的魔幻書寫是激活西藏題材小說的十分有效的方式，但是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主要表現(xiàn)在：其一，過分追求神奇現(xiàn)實，為魔幻而魔幻，以致走向了獵奇、志怪；其二，有關西藏的魔幻化書寫，滿足了內(nèi)地對于西藏的想象，實際采用的是一種“外部人”視角，而非來自“內(nèi)部人”的發(fā)言。魔幻書寫的奇觀化視角，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西藏題材的小說應有的豐富性。

趙林云的《一部民族志式的“邊地奇書”——評江洋才讓的小說〈康巴方式〉》（《小說評論》第2期）探討了這部小說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小說淡化了漢民族作為現(xiàn)代性的示范作用，更加突出漢藏民族之間的交流，在表現(xiàn)國家民族敘事上，作品也有新的特點和理性闡釋。

王泉的《20世紀90年代中國小說的西藏書寫》（《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將馬原、扎西達娃、央珍、阿來、周大新、畢淑敏、格非、愛琴海等作家的創(chuàng)作列入“西藏題材”創(chuàng)作作家群，進行了整體上的評述。認為西藏神奇的土地賦予這些中國作家一雙銳眼，他們在小說中關于西藏歷史、現(xiàn)在與未來的書寫，形成了“一源多元”的文化語境。

馮曉的《靈魂的寬廣與寧靜——近期藏族青年作家的小說創(chuàng)作》（《文藝爭鳴》第19期）對21世紀以來藏族當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進行了評論。其中尤以近年來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地重要漢文小說雜志上發(fā)表文章的藏族作家為主，特別是關注了龍仁青、萬瑪才旦、次仁羅布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如《奧運消息》《情歌手》《草原》《午后》《放生羊》等。作者認為這些小說“都散發(fā)出一種別樣的審美韻味，單純、簡約、寧靜，既充滿了高原上遼闊蒼茫的原始氣息，又時時散發(fā)著宗教的神性光輝”。相對于當下漢族作家流行書寫人性之惡與展示欲望化的生存景象，藏族作家遵循著本民族的“文化模式”，“在實踐著一種‘靈魂敘事’，他們拋卻了世俗生活表面的繁雜和喧鬧，甚至也摒棄了所有的現(xiàn)代敘事技巧——他們只是用雪域高原賦予自身的寧靜和敏感，虔誠地擁抱著家鄉(xiāng)，撫慰著家鄉(xiāng)的靈魂，讓靈魂的每一次輕微的顫動，都在他們的文字里留下清晰的回音”。

此外，藏戲作為一種表演藝術，原則上可能更多喜歡關注其“表演特性”。事實上其劇本及演唱語言呈現(xiàn)的文學魅力，也可以激發(fā)文學研究和評論的熱情。不過由于受到語言和其他因素的影響，近年來多數(shù)研究和評論（賞析）仍然集中于“文學性”之外的要素。

藏族影視文學的研究仍然處在起步階段。不過近年來也有一些碩士和博士論文開始關注這一領域，我們期待這方面的研究蒸蒸日上、蓬勃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