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研究——涉藏外事研究

（五）涉藏外事研究

伴隨國家整體對外開放水平的進一步提升以及西藏持續(xù)的發(fā)展穩(wěn)定和改革開放，2017年涉藏外事研究出現較大程度的推進，在各個分支領域都出現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涉藏外事研究主要圍繞五方面開展：一是國外涉藏政策研究，主要是美國、印度等主要涉藏國家的相關政策；二是中國的涉藏周邊外交研究，主要是中國與南亞國家關系中的涉藏因素研究；三是國外涉藏輿論斗爭態(tài)勢研究，主要是對國外主流媒體涉藏宣傳報道的討論；四是國外特別是西方人的西藏觀研究，主要涉及西方人對西藏錯誤知覺及其來源；五是西藏主動對接“一帶一路”相關研究。

溫強《美國策劃聯(lián)合國首份涉藏決議過程中的印度因素》（《美國研究》第5期）以聯(lián)合國首份涉藏決議的出臺經過為例，將“西藏問題”置于中美印三邊關系中進行考察。該文認為，印度在20世紀50年代中美關于“西藏問題”的博弈中發(fā)揮了一定的緩沖作用，而“西藏問題”也最終成為美國打入中印關系中的一個楔子。1959年西藏發(fā)生叛亂后，美國重新開始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中推動涉藏決議的通過。為了顧及印度的態(tài)度，美國沒有再決議中置入主權議題，而是以人權話語為主。該文指出，美國借此達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樹立起美國捍衛(wèi)人權、自決權的形象；詆毀中國聲譽，強化對華遏制孤立；在中印之間打入制造矛盾的楔子。這份決議是冷戰(zhàn)時期影響中美印三國關系演變，以及西藏問題被國際化過程中的關鍵一環(huán)。

周振《毛澤東與“珠峰”歸屬問題的解決》（《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期）從中國和尼泊爾邊界談判中關于珠穆朗瑪峰歸屬問題的解決入手，分析了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涉藏渉邊政策以及周邊外交方針。該文指出，珠峰歸屬問題涉及中尼兩國民眾的感情，是中尼邊界談判中最為復雜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為此付出大量精力，促使這一問題圓滿解決。該文認為，珠峰歸屬問題的解決，體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是中國一向倡導的通過和平談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典范，是毛澤東心系西藏的情感體現，為中尼友好關系以至南亞的整體穩(wěn)定提供了保障。

韓磊、郭永虎《近代英國媒體視野下英俄在西藏的“大博弈”——以〈泰晤士報〉為例》（《西南邊疆民族研究》第22輯）通過梳理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泰晤士報》對于俄國向西藏派遣“科學考察團”、德爾智使團訪俄、英國第二次侵藏期間與俄國的博弈等一系列涉藏時間，研究了《泰晤士報》的涉藏立場。該文認為，英國將西藏看作勢力范圍，對俄國企圖染指西藏保持高度戒懼。這一時期《泰晤士報》的涉藏報道并沒有體現客觀獨立公正原則，相反為英國政府出謀劃策、積極引導國內輿論、充當政府喉舌，體現鮮明的國家主義特點，其為英國國家利益服務的保守新聞價值觀顯而易見。

韓青玉《〈紐約時報〉涉藏新聞采寫研究》（《新聞研究導刊》第17期）通過對《紐約時報》近30年來涉藏新聞稿源和稿源地進行分析，論證了《紐約時報》在涉藏新聞采寫上的非專業(yè)性和非客觀性，進而論證其涉藏新聞報道偏見的來源。該文認為，《紐約時報》近30年的稿源地主要是在美國，尤其是編輯部所在地；即使是發(fā)自中國的報道，稿源地也主要是北京，而非西藏和涉藏工作重點省。從信息來源看，大部分報道采納的是海外支持“藏獨”人士的來信，而非實地走訪所得。該文指出，《紐約時報》這種“閉門造新聞”的不專業(yè)做法，致使涉藏誤讀消息一再播發(fā)，西方民眾因而也難以看到西藏的真實面貌，大量歪曲西藏的消息致使民眾對西藏的誤讀不斷固化。

張皓《〈泰晤士報〉對中國西藏和平解放進程的關注和態(tài)度》（《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通過對《泰晤士報》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一系列報道進行分析，從側面揭示了這一時期英國主流社會對于西藏和平解放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看法。該文提出，《泰晤士報》的報道態(tài)度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昌都戰(zhàn)役之前，關注西藏法律地位，聲稱西藏是“自治”的，指責人民解放軍進軍為“侵略”。二是昌都戰(zhàn)役發(fā)起后，關注人民解放軍進軍、談判舉行和《十七條協(xié)議》的簽訂與實施。三是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開始談判后，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赴京談判，“條件是西藏自治得到尊重”。但是，不愿意看到中國共產黨順利恢復了治藏主權，因而宣稱《十七條協(xié)議》是強加的。這一切反映了《泰晤士報》作為曾經是日不落帝國英國的主要喉舌在中國歷史發(fā)展必然趨勢面前的無可奈何。

杜永彬《當代美國藏學研究評論——以洛培茲為例》（《國外藏學研究集刊》第1輯）研究了美國當代藏學家唐納德·洛培茲的學術經歷及其對藏傳佛教和更敦群培的研究。論述了二戰(zhàn)結束以來美國藏學的整體發(fā)展歷程，從地理方位的角度回顧了美國藏學整體發(fā)展變化情況。該文重點分析了洛培茲的佛教、藏傳佛教研究以及更敦群培研究，對其藏傳佛教研究成果進行述評，并從國內外更敦群培研究的進展、洛培茲與更敦群培結緣、洛培茲對更敦群培作品的翻譯和研究三個視角分析了其對更敦群培研究的成果。該文認為，洛培茲的學術研究不僅奠定了密歇根大學在美國藏學界的地位，而且推動了美國藏學整體發(fā)展以及中美學術交流。

韓青玉《西藏涉藏“誤讀”現象解析》（《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1期）研究了西方社會對西藏的“誤讀”及其成因。該文認為，西方對西藏的“誤讀”，有“有意”和“無意”之分。大眾傳媒“物質層面”的技術限制和“人為層面”的“先前經驗”和現實“利己因素”作用，導致了西方涉藏“誤讀”的不可避免性。該文指出，在面對西方對西藏的誤讀時，國人應避免過于情緒化的表達，而應在對西方涉藏誤讀現象深入、理性認識的基礎上，積極主動發(fā)聲，用中國的聲音向世界講述“人間”真實的西藏故事，以此消解西方對西藏的“誤讀”。

韋仁忠、朱金春《西藏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定位、認知與路徑探討》（《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回顧了中央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對西藏地位和作用的逐步確立過程，分析了西藏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優(yōu)勢與短板，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梳理和總結了自治區(qū)政界、學界與企業(yè)界相關人士對西藏融入“一帶一路”兩個方向上的不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推進西藏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路徑。該文指出，西藏作為“我國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通道”，具有中央重視和扶持、區(qū)位和資源優(yōu)勢、宗教文化影響力、旅游吸引力等優(yōu)勢，同時也受制于環(huán)境和交通制約、鄰國消極態(tài)度、維穩(wěn)和反分裂壓力、人才瓶頸等短板。該文認為，應將西藏發(fā)展定位納入國家層面；在保證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擴大口岸對外開放力度；促進西藏文化與域外文化交流互鑒；著力發(fā)展西藏跨境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