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祎娜：不斷總結宗教中國化歷史經驗

“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是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大戰(zhàn)略舉措，是新時代黨的宗教工作的重大歷史任務。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是充分尊重宗教生存發(fā)展規(guī)律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在拉薩哲蚌寺考察時指出，“任何宗教的生存發(fā)展，都必須同所在社會相適應，這是世界宗教發(fā)展傳播的普遍規(guī)律?！蓖鈦碜诮踢M入任何一個傳播地，保持宗教信仰和宗教教義核心理念不變的前提下，學習、吸收和接受傳播地對本宗教發(fā)展有益的東西，是宗教傳承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一部豐富多彩的世界宗教史，其實就是現存的諸多宗教不斷適應不同的文化、民族、國家、社會而得以本土化的歷史過程。

▲哲蚌寺外景。新華社記者晉美多吉攝

中國化是我國宗教的優(yōu)良傳統，我國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從外部傳入，都經歷了長期本土化過程。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考察寧夏新城清真寺時指出：

“我國宗教無論是本土宗教還是外來宗教，都深深嵌入擁有5000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深深融入我們的社會生活。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我國的各民族和宗教是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孕育發(fā)展起來的，只有落地生根才能生生不息”。

一部中國宗教的歷史，就是一部宗教不斷探索適應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我們應鼓勵各大宗教發(fā)掘、繼承、弘揚歷史上宗教與中華主流文化對話的互通傳統，鞏固各大宗教融入中華文化的歷史成果，不斷總結宗教中國化歷史經驗，促進中國宗教與當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相適應，積極引導各大宗教參與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中來。

佛教在適應中國政治、文化的基礎上進行了傳承與創(chuàng)新，形成了區(qū)別于印度佛教的中國化佛教

印度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佛教傳入的過程就是與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相適應，結合形成獨具本土特色宗教的過程。

中國佛教適應中國政治傳統，形成了政主教從的模式。在傳統印度，《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北蔽荷抽T法果稱武帝是當今如來，帶頭跪拜皇帝，并聲稱：“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贝撕螅瑲v代高僧逐步把中國儒家的君臣綱常融入佛教，發(fā)揮輔助王化的作用，這是對佛教進行的一種本土化改造，是佛教中國化在政治適應層面的體現。

中國佛教實現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理論創(chuàng)新。源于印度的佛教本是一種“出世型”宗教，與儒學強烈的“入世”傾向格格不入。佛教意識到，如果過多強調脫塵離俗，注定會被拋棄，很難在中國扎根立足。佛教不得不自我調適，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由原來的注重出世，逐步發(fā)展成既出世又入世的宗教。佛教不斷吸收、融攝儒家的入世精神，注重綱常人倫，注重出世與入世的統一。如六祖惠能在《壇經》中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修清凈，即時西方。”“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蓖瑫r，佛教也吸收道家思想，如禪宗強調的求頓悟、重體驗等就是吸取了道家哲學思想的養(yǎng)分。

此外，中國佛教實現了制度創(chuàng)新，創(chuàng)立了叢林制度?！榜R祖開叢林，百丈立清規(guī)”。“叢林”即禪宗寺廟，它不是隨佛教傳入中國的舶來品，而是在佛教中國化進程中出現并逐漸普及的。禪宗寺廟的規(guī)模化興建和規(guī)范化運轉，始于馬祖禪師。隨后，懷海禪師創(chuàng)制了《百丈清規(guī)》，主張“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用清規(guī)把一邊參禪、一邊勞作的方式固定下來，主張農耕與參禪并重，改變了以乞食布施度日的印度式修行。

從佛教的中國化過程中可以看出，佛教是在適應中國本土文化、政治和社會的基礎上進行了傳承與創(chuàng)新，形成了區(qū)別于印度佛教的中國佛教。

伊斯蘭教只有根植于中國文化土壤，才能健康傳承發(fā)展

伊斯蘭教自唐朝傳入中國后，一直在不斷適應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積累了豐富經驗，為當今的伊斯蘭教中國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唐朝，來華蕃客“住唐”不歸而形成“蕃坊”，當時的穆斯林努力學習和適應儒家文化。如唐宣宗時就有來華的穆斯林后裔李彥升考取進士，被稱為“形夷而心華”的人。

“元時回回遍天下”，出現了一些對儒家經典和學說頗有研究的穆斯林學者，如元代著名的穆斯林儒家學者贍思丁不僅在云南修建了第一座拜祀孔子的文廟，而且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等著作傳世。

明清之際，伊斯蘭教在中國社會的適應及融合取得重大進展，出現了以儒詮經運動，我國涌現出一批精通伊斯蘭哲學與儒家文化的知識分子以及一大批漢語撰寫的著作，如王岱輿的《清真大學》《正教真詮》，劉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禮》，馬注的《清真指南》，馬德新的《性命宗旨》《天理命運說》等。他們以儒釋經，將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與儒教思想相融合，把伊斯蘭教由阿拉伯的形式和語言變?yōu)橹袊男问胶驼Z言，納入中國人的認識范圍之內，主動融入中華文化，最終建立了適應中國社會的本土伊斯蘭教。

如劉智在《天方典禮》所說：“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與中國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異端曲說所可同語者矣?！眲⒅墙Y合儒家“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觀念闡釋伊斯蘭教的“五典”說，闡述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個方面的人倫關系。諸如此類以儒家經典思想詮釋伊斯蘭教教理教義的做法，使伊斯蘭文化融入中華文化具備了可能性。

同時，明清知識分子十分注重如何處理宗教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明清四大伊斯蘭漢文譯著家之一的馬德新在遺囑中說道：“在中國國位為先，教位次之，先復國而后復教。國正天心順，教正國安寧。凡我后生，須忠于國，勤于教，恪固誠一。”他正確地定位了國家和宗教之間的先后順序，并指出“教正”對于國家安寧的重要性，將愛國與愛教進行有機統一。這些穆斯林學者調和了國家與宗教二者之間的矛盾，為教育和引導穆斯林群眾愛國愛教樹立了良好榜樣。

“以儒詮經”這一漢文譯著活動標志著既符合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又符合伊斯蘭教基本信仰的特有的人文思想體系的形成，加深了中國穆斯林對中國主流文化的理解和認同，從而使伊斯蘭教的本土化擁有了廣闊的空間和深厚的民眾基礎，真正推動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這一歷史文化遺產，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思索。我們要堅持伊斯蘭教中國化方向不動搖，重在堅持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對伊斯蘭教的浸潤，伊斯蘭教與時俱進地同我國國情、社會制度、主流文化等進行對接融合，實現健康傳承發(fā)展。

基督宗教傳播的歷史說明，只有充分尊重中華文化、自覺融入中華文化，宗教才能扎根生長

基督宗教在華傳播，數起數落、歷時彌久。第一次唐朝“景教”的傳入和第二次元代“也里可溫教”的傳入，雖然都獲得了統治者的支持，但是因為自始至終沒有與中國的文化發(fā)生實質性碰撞，所以在中國社會并沒有真正扎下根來。

第三次，明末清初天主教傳入，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走上了一條本地化的道路，采取了適應中國國情的傳教策略。如倡導與儒家思想進行對話，采用中國詞匯及觀念來翻譯天主教經典，將天主教崇奉的天主解釋成“天”和“上帝”，試圖建立跨宗教對話的基督宗教神學；接受大部分中國禮儀及風俗，如祭祖和敬孔，容許中國士大夫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等，得到了具有較高社會政治地位的士大夫的認同，出現了中國早期的儒家基督徒。

后來，因為天主教不同修會對儒家文化的宗教性在認識上產生分歧，逐漸演化為一場曠日持久的“中國禮儀”之爭。如中國人的祭祖、祭孔活動，其性質究竟是宗教還是習俗；能否用中國典籍中的“上帝”和“天”來稱呼基督宗教的“上帝”?！岸Y儀之爭”揭開了百年“禁教”序幕。1720年，康熙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迸c中華文化的沖突對立，使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再次遭到重創(chuàng)。

鴉片戰(zhàn)爭前后，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教伴隨著列強入侵而進入中國。一些基督教傳教士支持列強動用武力打開傳教大門。這些傳教士強調基督教的絕對性，突出單向性的征服與“傳入”。這種對中國文化的不屑及強烈的唯我獨尊意識再次造成了文化沖突與對抗，各地先后發(fā)生了近千起民教沖突的“教案”。這導致中國社會上下對基督教十分反感，稱其為侵略的幫兇。

與之針鋒相對，中國知識階層也以理性的、有組織的方式持續(xù)開展非基督教運動。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如梁啟超、梁漱溟、胡適、陳獨秀等從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出發(fā)來抵制基督教的傳播。

基督宗教的上述傳播歷史從反面說明了一個道理，只有充分尊重中華文化、自覺融入中華文化，宗教才能在中華大地上立根生長，不然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來源：中國民族報

作者單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zhàn)理論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