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批評（漢文部分）

二、當代文學批評

本年度藏族當代文學批評一如既往發(fā)表了眾多評論文章。其中，值得引起關注的是批評者對以往評論的“反思”和“重讀”，這對評論界與作家本人的內省提供了積極的參考。另外，值得欣喜的是開始出現對當代藏文創(chuàng)作的關注，這是一個新現象，表明了“雙語評論家”嶄露頭角。

顧廣梅的《圈囿與掙脫——20世紀80至90年代扎西達娃小說批評的反顧》（《民族文學研究》第1期）是對藏族作家扎西達娃小說批評的批評。作者從三個角度出發(fā)解剖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批評家們對扎西達娃在20世紀80—90年代創(chuàng)作的小說的評論。首先，從扎西達娃自身的辯護以及其小說本身來看，批評家們標簽其小說為“魔幻現實主義”，事實上是一種批評的“陷阱”與“誤會”。而事實則是，當扎西達娃發(fā)現直接借鑒漢族小說龐大的寫實主義傳統(tǒng)有一定的藝術隔膜后，他明智地轉為學習與藏族文化思維方式和審美方式更貼近契合的拉美魔幻式書寫，所以從更大意義上看，他通過借鑒與模仿，創(chuàng)造出許多象征化、寓言化和魔幻化的故事與人物，由此復活復現了古老藏民族的一些傳統(tǒng)文化質素和傳統(tǒng)審美因子。

其次，當批評者們試圖從作家的“地緣與族緣”展開解讀時，盡管看到了他是中國當代文壇將個人性和民族性水乳交融得最好的作家之一，而且他力圖將個人的生命體驗熔鑄在對民族的文化—歷史—現實的體驗和感悟之中，其藝術觸角無疑是站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節(jié)點上回溯反思民族之痛和民族之根。但是，對于扎西達娃文學世界的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則應該需要一個整體性的批評視野和完整的闡釋框架才能做到不削減其豐富性和復雜性。最后，作者認為跳出上述“魔幻現實主義”“地緣與族緣”等框架限制，不僅能夠對扎西達娃小說提供更好的批評，這也是作家本人在創(chuàng)作上走出“模仿”的困境所在。

魏春春的《央珍小說創(chuàng)作心路歷程論——以〈無性別的神〉的創(chuàng)作過程為考察中心》（《民族文學研究》第5期），從西藏著名女作家央珍的人生履歷以及小說創(chuàng)作經歷，剖析了其長篇小說《無性別的神》的創(chuàng)作歷程。作者認為，2017年去世的西藏土生土長的女作家央珍，其作品整體上不同于革命時期的作家如益西單增、降邊嘉措等創(chuàng)作的西藏的革命現實主義生活，也不同于外來的漢族作家和外地藏族身份的作家，比如馬麗華、扎西達娃等所代表的通過陌生的西藏文化來表達自己想象生活的所謂“魔幻現實主義”的團體。相反，她的創(chuàng)作反映了一個土生土長的西藏作家對家鄉(xiāng)人民生活與歷史的反思。特別是從女性視角出發(fā)，探討了“世俗幸福”的含義。

此外，作者通過追究其創(chuàng)作歷程的蛛絲馬跡，考察了其長篇小說《無性別的神》的形成過程。從最初以《玫瑰色的法論》為題在1989年《西藏文學》雜志上陸續(xù)刊載的幾個章節(jié)與最后的定稿《無性別的神》中的篇章對照來看，其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經歷了幾度修改，其中尤其顯露出受到評論者深刻影響的痕跡?？傊?，長篇小說《無性別的神》的生成過程，體現出了小說家央珍一貫探索、理解、表達、營構藏族女性世俗幸福的文學努力，因而關于《無性別的神》的理解不應局限于文本本身，更應該納入央珍整體的幸福創(chuàng)作序列中加以理解、分析，以彰顯央珍的文學成績，凸顯處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央珍苦心經營民族文學的地方性經驗和想象的貢獻。同時，央珍小說創(chuàng)作的意義還在于，以她為代表，一系列的藏族作家不再單一地關注政治啟蒙話語的書寫，不再沉湎于魔幻敘述的凌空蹈虛，而是實實在在地扎根在藏族的歷史文化土壤中，在現實境遇中反思、建構具有藏式的全新的文學書寫，如白瑪娜珍、梅卓、次仁羅布、尼瑪潘多、雍措等人的文學探索事實上延續(xù)和發(fā)展了央珍的文學探索道路，即回到了民族生活的扎實土壤。

增寶當周的《現代轉型語境下藏族文學中的城市空間與認同表達——以21世紀藏語小說為中心》，評述了21世紀發(fā)表的藏文小說所表達的“城市生活以及認同問題”。作者認為，隨著藏地社會的城市化，傳統(tǒng)的生活秩序開始受到各種文化的挑戰(zhàn)，特別是“現代性”理念的沖擊，造成了藏族生活的困惑與反思。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幾位著名作家首先通過小說“探討”了藏族面對這種變化時的各種“心態(tài)”。

與扎西東主《城市生活》中民族知識人的追求與成功相比，其他人物的邊緣特征和他們與故土之間血脈相連而形成的傳統(tǒng)與現代之間的碰撞，及其人物復雜豐富的心理特征才是眾多小說的歸旨所在。這些小說家如萬瑪才旦、扎巴、才加、德本加乃至于年輕的作家拉先加等，所創(chuàng)作的人物在空間上的位移、對民族語言與教育的關注、對家園感的追尋都從一定層面表達了被現代性浸染的藏族知識人如何應對轉型期的現代城市空間，又同時維持自我文化的身份認同感。世紀之初這些反映城市生活為主題的小說開啟了當代藏語小說中城市書寫的風氣，而此后隨之而來的多部藏語小說同樣以知識分子展開城市敘事，并再度強化了主人公與鄉(xiāng)土之間的血脈關系以及現代性語境下藏族知識分子內心的漂泊感。

但是，正是這種傳統(tǒng)與現代斷裂的沖突，反而促使當代藏語文學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現代轉型所形成的主體意識和本土意識，同時也激發(fā)了文學書寫中的認同問題。它不同于傳統(tǒng)文學的觀念，而是營造出了一個嶄新的審美空間。即其審美與表述話語已經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尤其在全球化時代對地方性的訴求更是激發(fā)了當代藏語文學中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覺醒程度，傳統(tǒng)社會中的風俗習慣、道德準則、價值構成、生活方式等不斷被現代性解構與重組并在相伴而生的差異性的刺激下，21世紀以來的藏語小說中的城市空間書寫通過母語表達強化了文學中的認同話語。

此外，本年度阿來、次仁羅布、梅卓、龍仁青等作家的作品，也受到了熱評。特別是次仁羅布的長篇小說《祭語風中》思想內涵方面的討論深入了許多，如劉家民的《歷史巨變下人性的豐厚書寫——評次仁羅布長篇小說〈祭語風中〉的人性世界》（《河北師范大學學報》第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