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漢文部分）——民國及當代

（五）民國及當代

本年度的民國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研究、西藏社會和制度研究、人物研究等三個方面。

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研究方面，民國時期發(fā)生的重大涉藏事件，包括兩次“驅漢事件”、西姆拉會議、康藏糾紛、藏尼糾紛、黃慕松赴藏致祭十三世達賴、班禪返藏事件、吳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達賴轉世、“西藏革命黨”事件、熱振事件等，都對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羅紹明和郎維偉的《民國政府處理涉藏事件的經驗與教訓》（《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認為，在民國政府處理涉藏事件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實施的對藏政策和措施，對于雙方維系基本正常的關系產生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政策上的處置不當也給雙方關系造成了負面影響。

喜饒尼瑪、馮翔的《“熱振事件”與國民政府的因應》（《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利用臺北“國史館”所藏檔案和英國外交部檔案，對“熱振事件”前后國民政府對五世熱振活佛的態(tài)度及治藏政策作了比較詳細的考察，指出沈宗濂作為當時處理藏事的高級官員，他選擇支持索康·旺欽才旦而非內向態(tài)度明確的熱振活佛，對于熱振被“拋棄”負有重要責任。另外，“熱振事件”背后也有國民政府內部權力斗爭和對外政策存在紕漏的原因。但文章認為當時國民政府沒有形成一個系統(tǒng)的對藏方針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民國時期，蒙藏委員會赴藏特派員謝國梁父子先后卒于赴藏途中，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均給予高度重視，分別在藏、漢兩地為其舉辦高規(guī)格的喪葬儀式。喜饒尼瑪和李威穎在《民國時期中央與西藏地方政府政治互信——以赴藏特派員謝國梁喪葬事宜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11期）一文中，從謝國梁入藏及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西藏地方對謝國梁喪事的處理、國民政府對謝國梁喪事的處理等三個方面，分析了西藏與中央對其喪事的處理及其后事安排均給予重視的原因，認為他沒有辜負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藏族同胞的殷切期望，更無愧于國民政府的信任與囑托。他的去世成為國民政府進一步改善與西藏關系的有利時機和重要基礎，雙方借此“隔空對話”，互表各自的政治態(tài)度與立場，這在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極不正常階段，一定程度上加強了雙方的互動交流，試探了彼此的政治意圖，最終實現(xiàn)了雙方在政治層面的互動與信任，進一步改善和促進了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

鄒敏的《1949年噶廈政府“驅逐國民政府駐藏官員事件”再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從內外兩個因素，即國內中央政權的孱弱與制裁無力、國外力量的鼓動與參與分析了1949年西藏噶廈驅逐國民政府駐藏官員事件的原因，指出中央政權的孱弱是催生邊疆問題的重要原因。邊疆地方政府的“離心”活動與國外力量對邊疆問題介入，皆是因中央政府無法“實力”治邊、營邊而起。

王海燕的《“菩提學會”與民國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對20世紀30年代成立的“菩提學會”對民國漢藏佛教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進行了梳理。該學會以上海為中心、以地域文化特色分會為架構，不局限僧俗身份、地域國籍征選力行弘揚漢藏佛學文化的學員，以佛教研究為基礎，組織佛學人士整理研讀、翻譯刊行佛典，引介藏傳佛教的學理與修習次第，邀請漢藏高僧講教弘法，融通漢藏佛教差異，建立漢地佛教復興基礎。文章認為，菩提學會作為漢地佛教轉型發(fā)展的研究機構，在特殊時期構建了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平臺。

西藏社會和制度研究方面，徐百永在《民國時期政教合一制下的西藏社會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4期）一文中，通過對民國時期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特點的分析，認為此時西藏地方的一些重大改革，比如十三世達賴喇嘛新政或者龍廈的改革都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受到挑戰(zhàn)的表現(xiàn)，但無法解決政教合一制度本身的結構性矛盾。作者指出，西藏社會獨特的發(fā)展狀態(tài)，決定著期待西藏社會內部的制度更新幾乎不可能自動實現(xiàn)，因此，在中央政府的主導下開啟了民主改革和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嶄新時代，徹底打破了數(shù)百年來宗教對于西藏政治、文化等方面壟斷和深度參與的局面，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文厚泓和喜饒尼瑪在《西藏近代社會狀況芻議》（《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也對西藏近代社會進行了考察，認為從當時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對外交往等方面的狀況看，封建農奴制下的西藏社會表面上有了一些近代意義上的變化，但它仍然是一個政治保守、經濟落后、思想封閉、民眾生活極其貧困、現(xiàn)代文化教育水平極低、政教合一的農奴制社會。雖然新的現(xiàn)代文化已在西藏許多社會生活方面發(fā)揮著作用與影響，但離開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孱弱無力的近代西藏社會的現(xiàn)代化之路終歸于失敗。這些也是近代以來西藏社會現(xiàn)代化變革皆歸于失敗的社會原因。

鄒敏的《民國時期拉薩城市生活初論》（《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以現(xiàn)代化因素的出現(xiàn)和拉薩城市中不同階層生活狀況為中心，考察了民國時期（1912—1949）拉薩的城市生活，通過對傳統(tǒng)生活中的現(xiàn)代性以及上層貴族和下層民眾生活的梳理，初步總結出拉薩城市生活的等級性、自主性特點，傳統(tǒng)的與現(xiàn)代的、本土的（西藏地方的）與外來的（內地的、西方的）多種生活方式得到了共同呈現(xiàn)。

民國時期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西藏推行新政，其中成立了一批新設機構，包括甲擦列空（漢譯作鹽茶局）、頗康和巴希列空（皆譯軍糧局）等。王強謝、金勇的《民國時期西藏鹽茶局成立時間與官職考》（《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對甲擦列空成立時間及官員品級進行了辨析，對當時西藏成立鹽茶稅收機構的必要性進行了分析，認為其于1913年成立，于1914年開始對鹽、茶進行征稅，1915年開始對作為進出口貨物的羊毛進行征稅。甲擦列空的主管僧俗官員在品級上均屬四品官員，某些官員獲封札薩、臺吉等頭銜。馬睿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新政”中的兩個軍糧機構新論》（《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對“頗康”和“巴希列空”兩個軍糧機構藏語名稱和漢語譯名以及成立時間進行了梳理，辨析了兩個軍糧機構方面容易出現(xiàn)的混淆之處。

在清代社會研究方面，除了西藏，還有對其他藏族地區(qū)社會的研究，比如曾現(xiàn)江的《清中葉至民國嘉絨地方：社會、文化與族群》（人民出版社）一書在概要梳理嘉絨地區(qū)歷史地理的基礎上，從清初土司制度下的嘉絨社會、雍乾時期嘉絨土司的周邊地緣關系網絡、雍乾兩朝對嘉絨地方政治秩序的強化建構、第二次金川之役結束后金川地區(qū)的社會重構、清季民國嘉絨地區(qū)的政制演進、近代嘉絨社會的一個持續(xù)傾向等幾個階段，梳理和分析了清中葉至民國時期，在國家權力持續(xù)強化地方秩序建構之下，嘉絨地區(qū)的回應及其在政治制度、族群格局、社會文化等方面所發(fā)生的變遷。

人物研究方面，主要是喜饒嘉措和更敦群培研究。喜饒嘉措大師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佛教界卓越的領導人，是杰出的藏學家。他為維護祖國統(tǒng)一、加強民族團結，增進我國各族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為保護和發(fā)展民族文化事業(y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被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譽為“愛國老人”，成為藏傳佛教界愛國愛教的光輝典范。2018年9月初，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佛教協(xié)會、中共青海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在青海西寧和貴德共同主辦了“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思想研討會”，49篇專家學者、高僧大德的學術論文從不同的角度對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愛教事跡和思想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評析。本年度亦有多篇論文涉及喜饒嘉措大師。周煒的《喜饒嘉措大師愛國主義思想的基礎及其表現(xiàn)》（《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從社會和歷史兩個維度來闡釋喜饒嘉措大師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總結了安多地區(qū)藏傳佛教界的愛國主義內涵及其在大師愛國愛教的人生經歷中的體現(xiàn)。

趙勇的《參政為抗戰(zhàn)救國，弘法為團結固疆——喜饒嘉措大師4次重慶之旅及出席國民參政會述略》（《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以大師4次重慶之旅為主要線索，以大師參加國民參政會為重點，介紹了大師為宣傳抗日、鞏固邊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西藏反動集團的分裂、抵制列強勢力滲透，以及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領土完整、加強民族團結和漢藏文化的交流傳播作出的卓越貢獻。

程頤工的《試論喜饒嘉措大師與黎丹先生交往的歷史意義》《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通過對新近發(fā)現(xiàn)的珍貴文史資料——楊質夫《入藏日記》的深入挖掘，展示了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愛教思想從自發(fā)走向成熟的重要成長歷程；通過對喜饒嘉措與黎丹兩位大師友好交往的探尋，勾勒了大師踐行愛國愛教思想的足跡。

杜永彬的《更敦群培與印度學者羅睺羅的關系》（《中國藏學》第S0期）一文以從印度文譯成英文的更敦群培與羅睺羅的往來信函和羅睺羅的自傳等材料為據，參考國內外關于更敦群培和羅睺羅的初步研究成果，在對羅睺羅的生平和主要學術、政治活動進行梳理的基礎上，通過闡述其與更敦群培的關系，重點分析了兩人對彼此的學術和政治影響。

在根敦群培短暫的一生中，斯里蘭卡之旅是一個較為關鍵的時間段，對其思想產生了較大影響。增寶當周在《根敦群培的斯里蘭卡之旅及其記述》（《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一文中，對根敦群培在斯里蘭卡一年四個月的旅居歲月進行了介紹，指出他在這里不僅學習了梵文和巴利文，還翻譯和查閱了相關典籍，切身體驗感受了斯里蘭卡的佛教文化，促使他自身思想觀念發(fā)生了重要的轉變。

其他人物研究，盧本扎西、喜饒尼瑪?shù)摹稅蹏呱⑼未朐u述》（《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對西藏拉薩色拉寺杰扎倉堪布阿旺嘉措以“愛國愛教”的堅定信念維護祖國統(tǒng)一，反對分裂，與親帝勢力進行了不懈斗爭，解放后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事參與建設甘孜地區(qū)社會主義新政權的偉大一生進行了評述。

澤仁翁姆的《康區(qū)末代女土司——降央伯姆》（《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一文簡要闡述了康區(qū)末代女土司降央伯姆的一生。降央伯姆是德格土司家族史上由外來婦女任職土司的第一人，在任時間先后經歷了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時期，歷經和平解放西藏、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文章主要討論了降央伯姆的生平、婚姻實質以及與寺廟的關系，認為她在支持解放事業(yè)、積極參加民族工作、關注民族教育、保存口述歷史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當代研究方面，王貴的《藏學論文及憶文選編》（中國藏學出版社）匯集了王貴先生幾十年在藏工作的憶文及研究文章，全書分進藏之前的革命歷程、和平解放西藏及在藏工作、人物回憶與評述、藏語文學習與研究等，收錄了作者在不同時期寫就的各類文章，通過親身經歷再現(xiàn)了西藏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另外，本年度有幾篇學術史研究成果，集中總結了當代藏學研究相關領域取得的重大成就，比如張云在《1978年以來西藏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藏學》第S0期）一文中，較為全面、系統(tǒng)地梳理了改革開放40年來國內西藏歷史研究走過的光輝歷程，分析了其復蘇、發(fā)展到繁榮的原因及主要標志。文章以西藏通史類著作、斷代和專題研究成果為重點，概述了40年來藏式研究取得的豐碩成果，并從當前西藏歷史研究的良好發(fā)展態(tài)勢及存在的問題出發(fā)展望了其未來發(fā)展的前景。

王川、馬正輝的《“藏族抗戰(zhàn)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在回顧國內學術界幾十年對“藏族抗戰(zhàn)史”（即中國藏族民眾與團隊投身抗日戰(zhàn)爭）研究相關成果的基礎上，通過評述、總結這一領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歸納了這一研究的現(xiàn)狀，如這一領域的最早呼吁、現(xiàn)有對象的細化、部分史料與研究成果得到結集等。文章認為，盡管藏族民眾與團體抗戰(zhàn)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卻相對滯后于港澳臺地區(qū)抗戰(zhàn)、海外華人抗戰(zhàn)等其他抗戰(zhàn)史研究的子版塊，這是由政治、地理、研究團隊和語言文字能力等多種因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