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漢文部分）

二、考古

考古方面，本年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全十冊《青藏高原考古》（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囊括了自20世紀50年代迄今中國考古界關于青藏高原考古的學術成果，由100多位專家精心撰寫，是集中展示青藏高原歷史文化全貌和豐富文化遺產的學術文集。全書立足青藏高原獨特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下的歷史人類活動，以及地質、氣候、生態(tài)等科技史料，從田野考古、考古研究、科技考古、文化與遺產保護等方面收錄整理了青藏高原考古研究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另外值得關注的考古著作有張建林等著《西藏東部吐蕃佛教造像：芒康、察雅考古調查與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該書分調査報告和綜合研究等上下兩編，以田野考古調查所獲新資料為基礎，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對芒康（5處）、察雅（2處）兩縣的吐蕃佛教造像進行了類型排比和分期研究，并結合宗教文獻、歷史文獻和圖像資料對各期的年代、特征進行了綜合分析，基本廓清了西藏東部吐蕃佛教造像的發(fā)展演變脈絡及其與同期佛教史的關系。余小洪、席琳主編的《唐蕃古道路網結構及沿線文物遺存考古調查與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一書，系統(tǒng)介紹了唐蕃古道沿線分布的具有代表性的古城古堡、石窟壁畫、寺院建筑、金石碑刻簡牘、墓葬等文物遺存，并對這些文物遺存的分布、性質、特征及保存現狀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結合考古發(fā)現和文獻解讀，對唐蕃古道的形成、發(fā)展及變遷原因，古道與周邊交通路線的關系等進行了研究。馬小琴、馬忠、桑杰加整理的《青海世居少數民族金石錄》（青海人民出版社）一書，收錄了1949年前青海省世居少數民族的206件金石資料，其中藏族卷收碑42通，印、匾33方；回族卷收碑53通，印、匾31方；撒拉族卷收碑8通，匾4方；蒙古族卷收碑4通，印25方；土族卷收碑17通。

西藏考古涉及的若干重大問題不僅事關西藏文明的產生與發(fā)展，也涉及對于西藏歷史早期發(fā)展階段的認識，尤其是西藏地方與中原關系的認定?；粑〉摹段鞑厥非翱脊湃舾芍卮髥栴}的思考》（《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通過對西藏史前考古的若干重大問題如人類何時踏上西藏高原、西藏高原農業(yè)文明的產生、西藏的細石器傳統(tǒng)、西藏早期金屬器與“早期金屬時代”、如何認識西藏的“游牧文化”、西藏原始宗教與原始藝術的討論，對西藏考古與西藏文明起源相互關系中的一些重要節(jié)點進行了論述。文章認為，西藏考古不是一個局部問題，與其周邊國家、地區(qū)各區(qū)域文明之間有著密切聯(lián)系，是“一帶一路”文化格局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對于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列山吐蕃古墓群位于西藏自治區(qū)林芝市朗縣金東鄉(xiāng)列村列山南坡，自20世紀80年代被發(fā)現以來引起各方關注，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對于列山吐蕃古墓群，先后有多位學者進行了研究，夏吾卡先、徐承炎在《列山墓地性質芻議——兼論吐蕃族葬制》（《西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中，對學界以往以“吐蕃流行族葬制”為前提而提出的“列山墓地為某一顯赫家族墓地”的學術觀點之相關證據進行了重新梳理、解析，初步認為列山墓地系傳統(tǒng)“下塔布、上工布”地域范圍內有功于吐蕃王室的將相貴人之專屬墓地，深受佛、苯兩教影響，并且其墓主身份多元而非單一家族成員，應是吐蕃時期為有功業(yè)的將相貴人開辟的一處特定墓地，墓地所葬成員身份各異，整個墓地規(guī)模的最終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

楊清凡的《21世紀以來西藏文物考古事業(yè)的發(fā)展及研究回顧》（《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主要對近20年以來西藏實施的重大文物調查及保護維修項目、考古調查與發(fā)掘的重要成果進行了回顧，其中包括文物普查及文物保護維修重大項目、考古調查及發(fā)掘工作、研究成果及新動態(tài)等。作者對近年來西藏高原考古中新的理論方法的運用、新的研究視角及學術焦點問題等研究新趨勢進行了初步總結和探討，同時也探討了其中的不足，認為在田野工作、資料搜集與科學研究上都還需要做大量艱苦、細致、扎實的基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