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眾林：西藏文化為什么向東發(fā)展？因為那是根的方向

居住于世界屋脊的藏族，在發(fā)展、繁榮的歷史進程中，呈現(xiàn)出了一種強烈的向東發(fā)展的趨勢，逐漸融匯于中華文明，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為什么西藏文化會選擇向東方發(fā)展，而不是向南方的印度文明或西北方的中亞文明發(fā)展呢？這是一個復雜而多元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歷史過程，涉及地理、宗教、文化等多個方面。

▲高空拍攝的珠穆朗瑪峰和喜馬拉雅山脈群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世界文化遺產布達拉宮。（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西藏的地緣屬性是向東發(fā)展的動力

由于印度板塊和亞歐板塊在新生代的碰撞和擠壓，在兩大板塊交界處形成了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第三極”。西藏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依次為藏北高原、藏南谷地、藏東峽谷地帶。西藏這種西高東低、整體向東方傾斜的地理單元構造，為其與東方的中原文化進行溝通、交流提供了地緣上的便利。

舊石器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氏族萌芽的重要時期。考古資料表明，西藏地區(qū)與黃河流域早在舊石器時代就存在著明顯的共同文化因素，而且兩地的氏族、部落群體之間已建立了較為密切的關系。

與華北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舊石器特征相似，藏北細石器遺址發(fā)現(xiàn)的舊石器中，石片石器占絕對多的數(shù)量，而且保留礫石面；石片石器的加工方法主要以石錘直接琢打為主體，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石器工具的組合中以砍器、邊刮器、尖狀器三種器形為最常見，這些都是華北舊石器時代常見的特征。藏北申扎、雙湖一帶發(fā)現(xiàn)的舊石器中有一種橢圓形的長刮器和長條形圓頭刮器、尖狀器等，類似的樣式也曾發(fā)現(xiàn)于河北陽原虎頭梁和山西泌水下川遺址以及寧夏水洞溝遺址。

▲上圖為藏北高原多處發(fā)現(xiàn)的細石器（圖片來源：央視新聞）；下圖為山西下川遺址富益河圪梁地點出土的舊石器時代石制品（圖片來源：中新網）

新石器時代，西藏早期文化與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兩大文化之間的聯(lián)系更加密切。西藏昌都的卡若遺址為新石器時代的古人類文化遺址，距今已有4000—5000年歷史，其出土的大量用礫石或礫石片制成的石器，多半屬于中國南方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傳統(tǒng)；遺址發(fā)現(xiàn)的穿孔貝原產地在南海，在黃河流域原始文化中常用于制作裝飾品，因此卡若遺址的穿孔貝極有可能是通過文化傳播，直接或間接地以交換的手段獲得的。在文化內涵上，卡若文化與仰韶、馬家窯、半山、馬廠等原始文化有著相似之處，這說明以卡若文化為代表的遠古西藏文化與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

佛教在西藏文化向東發(fā)展進程中的媒介性作用

佛教是漢藏文化之間的紐帶和橋梁，發(fā)揮著極其關鍵的中介作用。在向東發(fā)展的宏偉歷史進程中，佛教成為西藏與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載體，將西藏與祖國其他地區(qū)緊密聯(lián)系起來，并不斷地發(fā)展和融合。

唐貞觀十五年（641年），唐蕃聯(lián)姻，文成公主入藏，將佛教和唐朝各種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帶到了雪域高原。據(jù)史料記載，文成公主的嫁妝有：“不計其數(shù)的珍寶、本尊釋迦牟尼佛像、占卜歷算之書六十種、醫(yī)藥、十八種工匠、各種谷物種子、眾多男女侍從等?！弊源艘院螅阌兄性顺ｑv拉薩。文成公主還是吐蕃翻譯漢地佛經的倡導者。唐景龍四年（710年）春，金城公主入藏，繼續(xù)加強漢藏之間的交流。據(jù)藏文文獻《巴協(xié)》記載，金城公主重新供奉釋迦牟尼佛像后，舉行了朝佛的祭祀儀式，為后來的西藏的謁佛之供奠定了基礎。

▲唐朝畫家閻立本的《步輦圖》，內容反映的是吐蕃（今西藏）王松贊干布派使者祿東贊到長安通聘，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元朝設立總制院管理西藏行政和佛教事務，任命薩迦派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令其統(tǒng)領釋教。據(jù)記載，八思巴曾多次往返于中原和西藏之間，在元大都給忽必烈及其家族傳經說法。八思巴作為溝通聯(lián)系文化的橋梁與紐帶，為中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明朝時期，中央政府非常重視西藏地方各個宗教勢力，采取“多封眾建”政策，冊封三大法王、五大教王，不僅有助于維護地方穩(wěn)定、促進了藏傳佛教各教派的發(fā)展，而且保障西藏與內地的聯(lián)系暢通。明朝還在國子監(jiān)進行藏文教學，吸納藏族子弟進京學習，推進了藏族文化在內地的傳播，推動了漢藏文化之間的交流。

▲自清乾隆以來，達賴和班禪轉世靈童均需在中央駐藏大臣監(jiān)督下，經金瓶掣簽認定。圖為用于金瓶掣簽的金瓶和象牙簽。

清朝政府對歷代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進行冊封和賞賜，承認并支持格魯派在西藏的特殊地位。此外，清政府還采用“金瓶掣簽”等方式對西藏的宗教事務進行管理，使其制度化和系統(tǒng)化。

民國時期，國內國際形勢復雜動蕩，九世班禪、喜饒嘉措等高僧主動加強與中央政府的聯(lián)系，在內地多所大學講授藏傳佛教等知識，并積極參與抗日救國等運動。他們?yōu)橥苿游幕涣?、增進民族感情、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主權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  

西藏文化向東發(fā)展進程中的文化交流

在歷史的長河中，西藏與中原地區(qū)以及周邊其他民族地區(qū)的文化交流和互動，是西藏文化向東發(fā)展的重要推力。西藏文化不斷吸收和借鑒其他民族文化，形成了獨具高原特色的藏族文化體系；與此同時，西藏文化亦逐漸融入以中原文化為主的中華文明，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入藏，是漢藏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她們不僅帶來了中原先進的農業(yè)、手工業(yè)技術，還引入了天文、醫(yī)藥等科技知識。金城公主更是推動了儒家經典的在西藏的翻譯和學習，加深了漢藏文化的交融。兩位公主入藏，促進了漢藏之間在科技、農業(yè)、醫(yī)藥、歷算、佛教、儒學等領域的交流，展現(xiàn)了唐朝與吐蕃之間多維度、多渠道的文化交流，為后世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藏醫(yī)學奠基之作《四部醫(yī)典》（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北京藏醫(yī)院藏）。據(jù)史料記載，文成公主入藏時攜帶的醫(yī)學書籍對藏醫(yī)學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一些書籍的精華部分被收輯于《四部醫(yī)典》之中。（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元朝時期，西藏接受元朝的封授以及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管理，漢藏文化交流成為中央政府管理模式下文化交流的一部分。隨著民間貿易的不斷擴大，元朝在四川的碉門和黎州兩個地方設立專門用于藏漢民族間交換產品的商市——榷場，使得雙方的商業(yè)交換日益興盛。西藏出土的元朝時期的文物見證了漢藏用具和服飾的交換，八思巴將內地制造瓷碗的工匠派到西藏，在薩迦寺附近建窯制造薩則碗，碗的中心處均有一“薩”字。在建筑藝術方面，藏地仿照漢地的式樣和工藝建造寺院，廣泛傳播建筑式樣與藝術，大昭寺的主殿頂樓的漢式金頂就是藏漢建筑文化融合的生動例證。

▲陽光下熠熠生輝的大昭寺金頂（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明朝對西藏實行“多封眾建”的政策，不僅加強了中央和西藏的政治聯(lián)系，還促進了漢藏文化交流和融合。茶馬古道上，茶葉、絲綢、瓷器、馬匹等物品頻繁往來于藏漢兩地。西藏歷史博物館中的明代御品瓷器，其精美的紋飾兼具中原民俗、美術等文化內涵，還飾以梵文、藏文、西番蓮、八吉祥紋等藏文化元素，是漢藏文化完美結合的集中呈現(xiàn)。

清朝對西藏的統(tǒng)治和管理更加制度化，通過設立專門的機構外、完善法律法規(guī)、派遣駐藏大臣等措施，實現(xiàn)了對西藏的有效管理。以松潘等為集散中心的邊茶貿易市場和黃寺、廣仁寺等寺院的建立，進一步加深了漢藏文化的融合。

乾隆時期在承德修建的藏傳佛教寺院，更是漢藏藝術結合的典范。在天文歷法方面，隨著《康熙御制漢歷大全藏譯本》的傳入和藏文版《漢歷心要》的出版，西藏開始沿循歷書中關于日月食的推算方法而得到的結果也一并載入藏文年歷中。在文學方面，內地的《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等經典作品傳入西藏并且影響了藏族文學。同時，《格薩爾》《米拉日巴傳》等藏族文學作品也被翻譯成漢文，在內地廣為傳播。

▲西安廣仁寺，康熙皇帝來陜西巡視時撥款敕建而成，是包括達賴和班禪等西北和康藏一帶大喇嘛進京朝覲路過陜西的行宮。（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綜上所述，西藏文化向東發(fā)展的過程是一個極為豐富的文化融合過程。在這一進程中，西藏吸納了中原及其他地區(qū)的先進文化，在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展現(xiàn)了“向東看”“向東融”的開放姿態(tài)。西藏獨特的高原文化與吸收的多元文化相互激蕩，促進了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最終匯聚形成了具有強大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的中華文明，展現(xiàn)了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的和諧之美。

（來源：道中華，作者呂眾林系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