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我國漢藏語比較研究的特點及意義

導   言

“漢藏語”這一術語有三種含義，一是“漢藏語系”的簡稱，二是泛指漢藏語系范圍內的語言，第三是專指漢語和藏語。本文中的“漢藏語”多數(shù)情況下是指漢語和藏語，而在部分的研究成果中涉及漢藏語系內的語言。漢語和藏語是漢藏語系中最重要的兩種語言。漢藏語系的假設，自提出的那天起就吸引了無數(shù)學者為之苦苦求索證據(jù)。漢藏語比較研究一直是藏語文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10年來，我國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涉及語音、詞匯、語法以及理論探索研究等多個層面。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漢藏語比較研究的突出特點表現(xiàn)為：一是對具體詞的考證更為細致入微，有些文章甚至從詞族角度對具有一系列語義特征的詞進行群體考證；二是從語法關系層面對漢藏語系語法現(xiàn)象的同源屬性進行研究；三是出版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出現(xiàn)了以漢藏語研究為宗旨的專業(yè)刊物；四是建立了漢藏語同源詞研究的數(shù)據(jù)庫以及數(shù)據(jù)檢索軟件平臺。在眾多關于漢藏語比較研究的論著中，語音和詞匯比較研究的成果占據(jù)很大比重，語法形態(tài)方面的研究略顯薄弱，而對漢藏語系語言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探索以及漢藏語歷史類型學的研究逐漸成為學術大家關注的焦點。

一、同源詞研究

我國的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一直有著重視語音和詞匯比較的傳統(tǒng)，不同語言之間有無同源詞以及同源詞數(shù)目的多少，尤其是基本詞匯同源詞的比例，在確定語言親屬關系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源詞是漢藏語比較研究的重中之重，漢語和藏語之間的關系詞，究竟是同源關系還是借代關系，能夠確定的可靠的同源詞究竟有多少，這是確定漢語和藏語親屬關系時必須弄清楚的問題，研究漢藏語同源詞的意義就在于此。丁邦新、孫宏開主編的《漢藏語同源詞研究》系列叢書在學術界反響強烈，該系列叢書共4冊（至2009年已出版3冊[1]），代表了我國學術界對漢藏語同源詞研究的最高成就。尤其是《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一）》匯集了國內外漢藏語研究的最新成果，對漢藏語系研究歷史沿革、漢語音韻研究概述、上古漢語聲母、漢藏文化的歷史背景和漢藏語的歷史分布、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檢討都有詳盡論述。而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二）》之《漢藏語同源詞初探》一文中，邢公畹共討論了27個韻部，131個漢語和侗臺、苗瑤、藏緬等親屬語言的同源字，涉及了數(shù)百個相關的語義項，通過語義比較研究來證明同源關系。語義比較研究方法的使用，說明我國的漢藏語比較研究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了自身的研究特色，該方法的使用對我國漢藏語研究起到了積極作用，標志著漢藏語同源詞的研究已經(jīng)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此外，涉及漢藏語同源詞比較研究的專著還有吳安其的《漢藏語同源研究》[2]和施向東的《漢語和藏語同源體系的比較研究》等。吳安其在著述中除側重核心詞的比較研究和構擬詞匯的原始面貌外，還利用比較豐富的考古資料論證了原始漢藏語群體的分布和源流關系，使?jié)h藏語群體的人類學淵源向上推進了一個時期。施向東在其著作中對漢藏語同源體系比較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進行了探討并列出了1000余對漢藏同源詞，進而從漢藏語比較的角度研究上古漢語聲母、介音、韻尾以及語義、語法等方面的問題，這對漢藏語系的歷史比較研究頗具啟發(fā)意義。

在過去的10年中，關于漢藏語同源詞研究的論文很多，主要集中在核心詞的比較研究和對具體詞義的考證方面。代表性的有：黃樹先、鄭春蘭的《試論漢藏語系核心詞比較研究》（《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藍慶元的《漢藏語“胞衣”的同源關系》（《民族語文》2007年第2期）、李旭練的《關于漢藏語的幾個核心詞》（《民族語文》2000年第1期）、覃勤的《漢藏語系的“火”》（《語言研究》2002年第S1期）、馮蒸的《藏文sdob與漢語“輟”》（《民族語文》2007年第1期）、江荻的《漢藏語“冰雪”類詞的音變及關系溯源》（《民族語文》2007年第6期）、鄭偉的《漢語和藏語的“來”》（《民族語文》2007年第2期）、葉曉鋒的《漢藏語中的“眉毛”》（《民族語文》2009年第6期）、譚曉平的《漢藏語系的“狗”》（《古漢語研究》2006年第4期）等?？傮w上講上述研究對具體詞匯音義的比較研究更加精細，有些論述甚至對具有一系列語義特征的詞進行群體考證，并對與之相應的文化背景信息進行挖掘，從而證明相關詞語之間的同源關系，這是最近10年來漢藏語詞匯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

詞表的確定和同源詞的確定原則，是漢藏語同源詞比較研究工作中的關鍵。江荻的《論漢藏語言歷史比較詞表的確定》（《民族語文》2000年第3期）和黃行的《確定漢藏語同源詞的幾個原則》（《民族語文》2000年第4期），就是從這兩個方面對同源詞研究方法進行了探討，前文認為歷史比較詞表分級應采用詞語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對立方法以及語義、詞法、句法、語用等語言學標記與無標記對立方法區(qū)分一、 二級詞項；后文對漢藏語比較研究中的語音對應規(guī)律的概率論原則、同源詞的語值變異和集合原則、構擬的非線性原則和構擬無標記項優(yōu)先原則等問題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上述研究成果對學者們從事漢藏語同源詞比較研究具有指導意義。

二、語音比較研究

我國的漢藏語比較研究一直有著重視尋找語音對應規(guī)律的傳統(tǒng)。語音對應規(guī)律和詞匯意義的研究，是漢藏語同源詞或關系詞比較研究不能分割的兩個方面。語音對應的比較研究以詞匯意義的分析為基礎，而詞匯意義的研究又以語音形式及語音對應規(guī)律為手段。近年來，學者們愈加注重對漢藏語輔音和元音系統(tǒng)的比較研究。關于輔音系統(tǒng)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龔煌城的《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語帶r與 l復聲母的構擬》[3]、《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4]、薛才德的《藏文前加字*?和上古漢語的鼻音前置輔音》（《民族語文》2001年第1期）、沙加爾、谷峰等的《中古漢語發(fā)音方法類型的來源——透過苗瑤與漢藏語看上古漢語的鼻冠音聲母》（《南開語言學刊》2006年第2期）、吳安其的《漢藏語的送氣塞音》（《民族語文》2001年第4期）、潘悟云的《藏文的?與?》 等。

關于元音以及韻尾方面的比較研究主要有：龔煌城的《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的韻母演變》[5]、鄭張尚芳的《〈唐蕃會盟碑〉藏漢對音里下附小阿‘?’的語音意義》（《民族語文》2001年第1期）和《漢語藏語古元音三角韻字在苗瑤、侗臺語言的對應》（《南開語言學刊》2008年第1期）、徐世梁的《藏語和上古漢語中與щ元音相關的音變過程比較》（《語言科學》2009年第2期）等。此外還有金理新的《漢藏語的語音對應與語音相似》（《民族語文》2001年第3期）、施向東的《原始漢藏語的音節(jié)結構和構詞類型再議》（《天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1期）等。

總體上講，關于漢藏語語音比較研究的成果盡管在數(shù)量上來講不是很多，但質量都很高，尤其是龔煌城先生的比較研究自成體系，堪稱漢藏語比較研究的典范。

三、語法比較研究

伴隨著漢藏語研究深度和廣度的發(fā)展，學者們運用新的理論框架或研究手段來探索漢藏語語法的比較研究。詞類研究是語法分析的重要內容，對漢藏語詞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量詞、動詞、介詞等詞類上，其他詞類的研究十分薄弱。

漢藏語系中拷貝型量詞被通用的個體量詞代替是量詞語法化過程完成的標志，表明漢藏語系名量詞發(fā)展的成熟。李宇明的《拷貝型量詞及其在漢藏語系量詞發(fā)展中的地位》（《中國語文》2000年第1期）和蔣穎的《漢藏語名量詞起源的類型學分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2期）二文是最近10年來漢藏語量詞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李文對漢藏語系名量詞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過程進行了構擬，蔣文對漢藏語系名量詞產(chǎn)生的類型學動因進行了研究，兩篇論文可以說是這一段時間內對漢藏語系語言量詞相關專題研究的新進展。

動詞是句法結構的核心，但近10年來涉及漢藏語動詞的研究成果反而不多。用詞綴表使動意義是原始漢藏語動詞的一個特點，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向柏霖的《嘉戎語、藏語及上古漢語的-s后綴》（《民族語文》2003年第 1期）、金理新的《漢藏語的使役動詞后綴*-d》（《民族語文》2004年第2期）、梅祖麟的《上古漢語動詞濁清別義的來源——再論原始漢藏語*S-前綴的使動化構詞功用》（《民族語文》2008年第3期）。

關于介詞的研究成果很少，有梅祖麟的《介詞“于”在甲骨文和漢藏語里的起源》（《中國語文》2004年第 4期）一篇，梅氏認為甲骨文的動詞“于”（往也）在藏緬語里有同源詞，上古漢語的動詞“于”是共同漢藏語傳下來的。

王志敬的《論藏漢語同源持續(xù)體標記》（《語言研究》2007年第3期）和《藏漢語詞類與句法成分的對應關系與發(fā)生學關系》（《西藏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兩文，比較了甲骨文、敦煌古藏文、現(xiàn)代漢語、現(xiàn)代藏語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等實詞詞類與句法成分對應關系的異同，認為古今藏漢語的詞類與句法對應關系充分說明了藏漢語在發(fā)生學上的同源關系。

語法的比較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是漢藏語比較研究的弱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學者們對上古漢語語法形態(tài)的研究還很有限，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漢藏語語法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對原始漢藏語語音的構擬不具有充分的解釋力，這些都是影響漢藏語語法比較研究有效展開的因素。近年來，對漢藏語系語言的對比研究方興未艾，相關的研究成果大多就某一專題在漢藏語系范圍內進行比較研究[6]，其中對藏語的個別語法現(xiàn)象也有涉及，但并未將藏語和漢語語法現(xiàn)象作為比較的重點，故本文在此未涉及這類研究成果。

四、理論與方法探索

語系是從發(fā)生學角度研究語言之間關系的一種假設，“漢藏語系”這一概念是仿效“印歐語系”，主要根據(jù)地域的、類型的特點用類比的方法提出來的。正如張焜所說：“印歐語發(fā)生學關系的建立，鼓勵人們去設想印度北部、緬甸、泰國、老撾、越南北部和中國（包括西藏）的一些語言之間也存在類似的關系，這些語言被認為是‘漢藏語系’?！盵7]漢藏語系語言的研究至今已走過近200年的歷程，鑒于歷史比較這一研究方法最初是從印歐語系的研究過程中產(chǎn)生的，因而在用于漢藏語系語言研究時，必然會“水土不服”，出現(xiàn)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隨著大量漢藏語語言材料的刊布和學者們對漢藏語比較研究的深入，探索符合我國漢藏語特點和研究需要的新理論框架和方法論體系，一直是學術界的前沿課題。由于漢藏語系的內涵和外延在學術界至今存在不同觀點，為了尋找適合漢藏語系語言研究的方法，論證可能存在的同源關系，學者們紛紛嘗試使用新的研究方法。邢公畹提出了深層語義對應[8]比較法，陳保亞提出了核心詞有階分析[9]的比較法，而丁邦新在《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檢討》[10]一文中，則討論了當前漢藏語比較研究中的理論問題，同時提出要檢驗漢藏語系語言的同源關系，就一定要注意語音的對當數(shù)量，并將語音對當與基本詞匯結合進行研究，同時還要注意漢藏語言間的構詞法和語法的研究。龔煌城在《漢藏語比較語言學的回顧與前瞻》[11]和《西方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與漢藏語比較研究》[12]二文中，對具體的語言研究以及理論問題都有論及。龔煌城主張要正確認識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深入研究挖掘漢藏語言內部的個別同源詞，并結合語言的演變以及原始漢藏語族群的文化狀況等諸多因素對漢藏語進行研究，唯有嚴格依據(jù)歷史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才可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龔煌城和丁邦新對于漢藏語比較研究的論述對當前的漢藏語比較研究具有指導意義。

江荻在《漢藏語言演化的歷史音變模型》[13]一書中將非線性科學和系統(tǒng)論的觀念與漢藏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相結合，提出語言系統(tǒng)演化理論，闡述了漢藏語言元音、輔音、聲調等多種基本演化原理，是全面討論歷史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的一部著作。孫宏開在多年從事漢藏語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漢藏語系歷史類型學[14]的命題，涉及包括音節(jié)結構類型、語法結構類型、語序類型以及語義分化等諸多專題研究，為探索論證漢藏語系的同源關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戴慶廈的《漢藏語研究的一些思考》（《南開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4期），《關于漢藏語語法比較研究的一些理論方法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第2期），瞿靄堂、勁松的《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語言研究》2000年第2期）等都從理論高度對漢藏語研究進行了討論。

譜系結構是從發(fā)生學角度對語言進行研究的，而類型學則研究語言的普遍規(guī)律，前者如陳保亞、何方的《略說漢藏語系的基本譜系結構》（《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1期），后者如劉丹青的《漢藏語言的若干語序類型學課題》（《民族語文》2002年第5期）。陳保亞根據(jù)語音對應語素的有階分布，認為漢藏語系包括漢語、藏緬語、苗瑤三個語族，苗瑤語最早從漢藏語系中分化出來，然后漢語和藏緬語分開，但還不能證實漢語和南島語、侗臺語、南亞語有同源關系。劉丹青以語序類型學理論為依據(jù)，結合漢藏語討論了SOV、SVO、VSO語序的類型，介詞的類型，連詞的類型，領屬定語，形容詞定語與關系從句、指稱類“定語”等問題。戴慶廈、李潔的《漢藏語被動句的類型學分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1期）從發(fā)生學和類型學角度對漢藏語句子結構以及結構類型進行了比較研究。

四音格詞是漢藏語的一個重要特征，相關成果有戴慶廈、孫艷的《四音格詞在漢藏語研究中的價值》（《漢語學習》2003年第6期）和吳東海的《漢藏語系四音格產(chǎn)生的必然性》（《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6期）。戴文通過漢藏語比較指出四音格詞在歷史比較、類型學研究上的價值，吳文認為漢藏語系語言的四音格詞并不是從來就有的，各語言四音格的產(chǎn)生都是較晚的事情，漢藏語言詞匯經(jīng)歷了從單音節(jié)到雙音節(jié)再到四音節(jié)的發(fā)展過程，四音格詞的產(chǎn)生是漢藏語系語言詞匯發(fā)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chǎn)物。

五、漢藏語同源詞研究數(shù)據(jù)庫建設——漢藏語比較研究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

漢藏語同源詞研究數(shù)據(jù)庫[15]建設以及檢索軟件的研制和投入使用，是漢藏語比較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該數(shù)據(jù)庫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江荻教授歷時5年主持設計并完成，建立了漢藏語系以及相關語言的詞匯、語音數(shù)據(jù)庫，使?jié)h藏語研究者能夠方便地進行語言描寫和比較研究。該數(shù)據(jù)庫包括有漢語古音構擬和漢語方言、藏緬語族語言、侗臺語族語言、苗瑤語族語言、南島語族語言、孟高棉語族語言等近400種語言和方言的計算機詞匯語音數(shù)據(jù)庫檢索系統(tǒng)和數(shù)十種重要語言的詞典庫，為進一步開展?jié)h藏語同源詞研究提供了基本資料。數(shù)據(jù)庫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對我國漢藏語系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6]。首先，數(shù)據(jù)庫所列詞表和相關語言的語音系統(tǒng)，幫助學者了解漢藏語以及東亞語言的語音和詞匯特點。其次，數(shù)據(jù)庫的詞表所選語言點是根據(jù)語言學界已知發(fā)生學關系排列的，也就是說同一語族、同一語支的語言排列在一起，研究者可以根據(jù)個人的研究需要選擇所需的比較對象，開展不同層次的比較研究。數(shù)據(jù)庫里錄入了一批詞典，學者們可以通過數(shù)據(jù)庫的檢索系統(tǒng)進行深入的詞族研究。漢語在發(fā)展過程中曾經(jīng)與周邊少數(shù)民族語言進行過長期的接觸，漢語的結構在許多方面留下了民族語的痕跡，數(shù)據(jù)庫所涵納的各種語言資料肯定會對研究漢語史有一定參考價值，因此說該數(shù)據(jù)庫對于原始漢語構擬的研究意義非同尋常。如今，已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在利用這個數(shù)據(jù)庫資料開展專業(yè)領域的研究。

正是由于數(shù)據(jù)庫建設的成功，對于漢藏語言關系的計量研究才得以實現(xiàn)。黃行的《漢藏語關系的計量分析》[17]一文，在數(shù)據(jù)庫基本資料和標記的基礎上用計算機進行漢藏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這是漢藏語歷史比較研究的一個進步。不同于傳統(tǒng)的歷史比較，黃文在對語言的同源關系和語音對應關系作定性分析的基礎上，開展定量的統(tǒng)計分析，以求得更科學的結論，進一步檢驗定性分析結論的可靠性。

漢藏語同源詞數(shù)據(jù)庫的建成和使用以及計量統(tǒng)計研究，使得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從原始的手工操作階段，跨越到現(xiàn)代化的計算機信息處理時代。該成果對于我國漢藏語學界來說無疑是一件前無古人的創(chuàng)舉，是漢藏語研究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標志著漢藏語研究已經(jīng)進入到一個更高的階段。

中國是漢藏語的故鄉(xiāng)，近10年來漢藏語研究的進步，不僅體現(xiàn)在漢藏語同源詞數(shù)據(jù)庫的建成和使用，還體現(xiàn)在創(chuàng)立了漢藏語研究的專門刊物《漢藏語學報》[18]，該刊的創(chuàng)立發(fā)行，為國內外漢藏語學界提供了交流的平臺，其學術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六、漢藏語研究的意義

語言類型學研究存在著對漢藏語系語言事實重視不夠的弱點，導致所提取的有些參數(shù)和規(guī)則不能概括漢藏語系的語言事實，比如漢藏語系語言中的聲調、韻律、語音和諧、詞類劃分、語序等諸多語言現(xiàn)象都未被很好認識。隨著漢藏語系歷史比較研究的深入，對語言事實的不斷挖掘以及各個專題研究的進一步開展，將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問世，而漢藏語系語言一些特有的現(xiàn)象對歷史語言學和語言類型學的研究意義重大。

語言是社會歷史的產(chǎn)物，其間蘊藏著獨特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語言作為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映該語言使用者對客觀世界的獨特認知態(tài)度，記載著該語言使用者的歷史、生產(chǎn)生活方式、傳統(tǒng)習慣和思維方式等。透過語言層面，我們可以看見一個民族絢麗多彩的文化形態(tài)，而文化形態(tài)的不同，又必然反映在語言系統(tǒng)的不同層次上。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建立了屬于自己的文化系統(tǒng)，因此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不僅對普通語言學理論的建設和發(fā)展意義重大，而且對漢語史、民族語言研究史、民族學、歷史學、文化學和宗教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價值。比如：邢公畹在《原始漢藏人的宗教與原始漢藏語》（《中國語文》2001年第2期）一文中認為漢族、藏緬族、侗臺族和苗瑤族的風俗中都有一些原始巫教的遺跡，并根據(jù)這4種語言中義為“巫”的詞都能在語音上互相對應，推論出該詞源于一種叫做“原始漢藏語”的極古老的語言。當然，對于漢藏語比較研究的意義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比如，耿振生在《漢語音韻史與漢藏語的歷史比較》（《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年第1期）中就曾對漢藏比較研究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討論，認為目前的漢藏語比較研究對于漢語上古音的證明作用有限。

近10年來我國漢藏語比較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些進步不僅體現(xiàn)在公開發(fā)表的學術成果數(shù)量大、質量高，還體現(xiàn)在研究手段的創(chuàng)新以及數(shù)據(jù)庫的開發(fā)建設等方面。漢藏語系有近80多種語言，其語言數(shù)量的豐富性和語言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從目前來看，漢藏語比較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對語言各個層面研究的不平衡，詞匯層面的研究成果多，語法以及理論探討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比較少，這可能與學者們的專業(yè)背景和研究興趣有關，當然也不排除人才隊伍萎縮、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逐漸邊緣化等原因，希望這種現(xiàn)狀能引起學界關注。

我們認為，對現(xiàn)有研究成果的總結與回顧有助于了解當前漢藏語研究現(xiàn)狀，把握中國藏語文研究發(fā)展的動向，對今后的藏語文研究工作起指導和借鑒作用。鑒于漢藏語比較研究所涉及刊物廣，本文所論難免掛一漏萬，還請學界同仁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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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鄭張尚芳：《談音義關聯(lián)的平行詞系比較法》［J］，《民族語文》2004年第1期。

本文所收成果僅限于首次公開發(fā)表的研究成果，再版的論著不作涉及。

[1]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M］（一—三），桂林：廣西民族出版社，2000、2001、2004年。

[2]吳安其：《漢藏語同源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

[3]該文原刊于《臺大文史哲學報》，2001年，又載《漢藏語研究論文集》［C］，臺灣“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2年。

[4]該文原刊于《語言暨語言學》，2000年，又載《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臺灣“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2年。

[5]該文原發(fā)于“中研院第三屆漢學會議”（語言組），2000年，后載于《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臺灣“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2年。

[6]相關的研究成果見文末的“參考文獻”。

[7]張焜：《藏語在漢藏語系語言學中的作用》，見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48本，第1份。

[8] 《說“深層對應”》［J］，《民族語文》2002年第6期。

[9]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三）》，2004年。

[10]丁邦新：《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檢討》［J］，《中國語文》2000年第6期。

[11]載《語言暨語言學》，臺灣“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2006年。

[12]載《語言學論叢》［C］（第35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13]江荻：《漢藏語言演化的歷史音變模型——歷史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探索》［M］，民族出版社，2002年。

[14]孫宏開的《原始漢藏語輔音系統(tǒng)中的一些問題——關于原始漢藏語音節(jié)結構構擬的理論思考之二》（《民族語文》2001年第1 期）、《原始漢藏語中的介音問題——關于原始漢藏語音節(jié)結構構擬的理論思考之三》（《民族語文》2001年第6期）、《漢藏語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語言科學》2006年第1期）等都是從語言類型角度對漢藏語研究的具體問題進行了討論。

[15] 《漢藏語數(shù)據(jù)庫檢索軟件研制報告》［A］，參見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三）》，2004年。

[16]孫宏開：《同源詞研究：漢藏語系各族群淵源關系的“密鑰”》［J］，《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11年9月1日。

[17] 《漢藏語言關系的計量分析》，見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三）》，2004年7月。

[18]該學報創(chuàng)立于2007年9月，由戴慶廈教授任主編，中央民族大學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所承辦，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

[19]此參考文獻僅涉及代表性論著以及腳注中未標注的重要論文，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數(shù)量巨大，因篇幅所限，部分成果在腳注中已經(jīng)標注，恕在此不一并列出。

（作者：尹蔚彬    摘自：《中國藏學》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