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藏學概述

由56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大家庭是長期歷史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多民族共同體。數千年來，這個偉大而神奇的人類群體巍然屹立于世界東方，創(chuàng)造了古老悠久而又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其中藏族人民所創(chuàng)造的藏族歷史文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在整個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造過程中，各民族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都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勤勞與智慧，如今備受世人矚目的歷史悠久的藏族文明就是藏族人民數千年來勞動和智慧的結晶。

中國藏事源遠流長。在我國，與藏族及藏族歷史文化有關的藏事記載古已有之，可以追溯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①] 藏族人民與內地的交往由來已久，據專家考證，藏族先民屬于兩漢時西羌人的一支。當時甘青一帶西羌諸部就與漢朝發(fā)生了密切的政治經濟聯(lián)系，而西藏地方有“發(fā)羌”(發(fā)，古音念bod)、“唐牦”等部，與甘青諸部已有往來。到了隋唐之際，號稱“悉補野”部的首領通過與鄰部的聯(lián)盟以壯大自己的力量，并被尊為盟主，此人就是舉世聞名的藏王松贊干布。松贊干布兼并諸部之后，統(tǒng)一了全藏，定都邏些(今拉薩)。也就是在松贊干布時期，開始創(chuàng)制藏文、藏歷，制定法律、度量衡，分設文武各級官員，劃分全藏為四大軍政區(qū)，在西藏地方建立了自稱為“蕃”(bod)的奴隸制王朝，是為漢籍里所謂的吐蕃王朝。松贊干布一方面致力于發(fā)展吐蕃王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一方面積極與唐朝及其他周邊地區(qū)廣泛交往。自此以后，漢藏關系緊密相連、唇齒相依。因此，自隋唐以降，歷代正史、民間野史有關藏族的記載越來越多，其中不乏研究性的文字。不過，本書重點在于描述20世紀現(xiàn)代科學意義上的中國藏學發(fā)展歷程。

西方藏學研究始于19世紀。一般認為，匈牙利人杜·喬瑪(1790—1842)發(fā)表的《藏英詞典》、《藏文大藏經目錄》、《藏文文法》是西文藏學研究的發(fā)端和津梁?，F(xiàn)代意義的中國藏學，即用科學方法研究藏學問題，則是20世紀的事情了。人們常說，藏學的故鄉(xiāng)在中國。從陳寅恪、于道泉等一代學人開始，歷經數代中國藏學專家的努力，如今中國藏學已是碩果累累。藏學已經逐漸成為世界范圍的一門令人矚目的顯學。盡管如此，藏學發(fā)展至今，尚無一部描述我國藏學發(fā)展歷程的專著出版，這無疑是學界一大缺憾!

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撰寫一部《中國藏學史》，這對于增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tǒng)一，促進藏學的健康發(fā)展，推動中外學術交流都頗有益處。而在描述這門學科的發(fā)展史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其學科對象和范圍給予一定的界定，對藏學的基本特點進行一番總結，對藏學界同行在藏學史方面的研究現(xiàn)狀及成果進行一番介紹和評述，對藏學史的發(fā)展歷程的分期提出本書的觀點，然后再按照歷史發(fā)展的先后對各個時期的藏學研究狀況進行描述。

一、藏學的學科界定及其范圍

一般認為，藏學是研究藏族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基本上屬于人文社會科學范疇，但也包括藏族傳統(tǒng)的自然科學內容。換言之，藏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是一個學科群體，既包括藏族的歷史、宗教、哲學、語言、文字、文學、藝術、文化、教育、風俗習慣，以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也包括傳統(tǒng)的藏醫(yī)藏藥、天文歷算和工藝技術等自然科學內容。[②] 不過，學術界對這門學科的學科名稱、研究對象和范圍等問題的認識始終存在分歧，需要統(tǒng)一。

(一)學科名稱問題

藏學，藏文叫bod-kyi-shes-rig，藏文“bod”(博)是藏民族的自稱，“shes-rig”實際上可理解為“shes-byavi-rig -pa”之簡縮，意思是所知的學問或科學。英文Tibet一詞現(xiàn)在一般字典均作“西藏”解，但卻源于藏文中藏民族的自稱“博”(bod)。眾所周知，藏民族聚居區(qū)并不只是西藏地區(qū)。故而西方學者通常所使用的Tibetology，準確地說是研究藏族及其文化的學問，因此應該說藏文和英文對藏學的稱謂和理解是沒有問題的。而中文的“藏學”呢?

只要我們稍微留意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在學者們的論著中，還是在非常重要的正式書刊中，都常常會發(fā)現(xiàn)一學二名的情況，有的稱為“藏學”，比如《中國藏學》、《中國藏學史料叢刊》等，有的稱為“西藏學”，比如《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刊》等，有的甚至在同一作者的同一篇論著中，“藏學”和“西藏學”之名有時就交替出現(xiàn)。那么，出現(xiàn)這種分歧的原因何在呢?

一方面，由于藏學的研究對象是藏民族及其文化，而藏族主要分布于我國西藏地區(qū)(在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的部分地區(qū)也居住有藏族)，有時人們習慣于用西藏來代表藏族地區(qū)；此外，“藏”既是藏民族的簡稱，又是地理學上“西藏”的簡稱，前者的范圍超出了西藏，后者卻沒有。“藏”的意義具有多義性、不確定性。因此，常常會有“藏學”、“西藏學”等不同的稱謂也就在情理之中，不足為怪了。

另一方面，由于英文里Tibet(西藏)一詞的形容詞形式Tibetan既表達“西藏的”之義，又有“藏族人”、“藏族(人)的”等義，故而，西方學者中流行的Tibetan Studies(藏學研究)[③]和Tibeto1ogy(藏學)[④]等學科稱謂譯成漢語時就不盡相同，有的譯成“藏學研究”、“藏學”，有的譯成“西藏研究”、“西藏學”等。[⑤]

因此，為了這門學科今后的建設和發(fā)展，其學科名稱應該統(tǒng)一。我們認為，最好是統(tǒng)一稱為“藏學”為好，這樣做不但能避免命題和理解上的混亂，而且方便學術交流和討論。故而本書在討論過程中除引文中嚴格尊重原作者的原始說法外，我們一律使用“藏學”一詞，而不再使用“西藏學”。

(二)藏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

簡單地說，藏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中國的藏民族及其社會和歷史文化。中國的藏族，主要分布在我國西藏地區(qū)，此外，在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省的部分地區(qū)也聚居著藏族人?？梢哉f，藏學的研究既比較單一又十分復雜。我們說它比較單一，是從其研究對象而言，因為它只研究藏民族、藏文化以及與藏民族和藏文化相關的問題；而我們說它十分復雜，則是從藏學的研究范圍來說的，因為它涵蓋的不只是某一個學科內容，也就是說它并不只是研究藏族的歷史或者藏族的宗教等，而是有關藏民族文化的各個學科內容的總和，可以說是一個學科群體，其中包括藏族的歷史、宗教、哲學、語言、文字、文學、藝術、文化、教育、風俗習慣以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內容，也包括傳統(tǒng)的藏醫(yī)藏藥、天文歷算和工藝技術等自然科學內容。因此，如果說“藏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⑥]，或者說“屬于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⑦]等，都不十分確切；但如果我們說藏學主要屬于人文社會科學范疇，這是可以的。這里我們必須審慎地加上“主要”二字，是因為除了人文社會科學內容之外，它還包括傳統(tǒng)的藏醫(yī)藏藥、天文歷算、工藝技術等自然科學內容。同樣，我們又審慎地加上了“傳統(tǒng)”二字，是因為我們并不認為藏族地區(qū)現(xiàn)代意義的自然科學的發(fā)展與研究屬于藏學的范疇，它們理應屬于科學范疇，其中不同的內容屬于不同的自然科學分支學科。對此我們在本書中還會適時進行討論。

既然藏學是以藏族為研究對象的，藏族的主要聚居區(qū)首先是西藏，那么，就地域上來說西藏肯定是藏學領域關注的主要對象。有學者提出，西藏地區(qū)聚居的其他少數民族文化是否歸屬于藏學范疇呢?對此聞國根是這么說的：如果把藏學叫為“藏學”，則就成了藏族之學。它不僅包括居住在西藏境內的藏族，還包括了居住在境外的藏族，但又似未包括居住在西藏地區(qū)的門巴、珞巴、夏爾巴、僜巴等“四個巴”在內。不過就現(xiàn)在從事這門學科的研究者的大多數人而言，還是比較傾向于“藏學”這一名稱。對此，筆者也表示贊同。這是因為藏學這一學科名稱反映了該學科以藏族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實際。至于對西藏“四巴”的研究，鑒于他們與藏族在歷史源流上的密切聯(lián)系和國內外學者長期形成的研究習慣，暫時將其作為藏學的一部分內容亦是可以的。至于將來，是否可以和能夠從藏學中獨立出來，則要視其發(fā)展情況了。[⑧]

對于上述說法我們表示贊同，因為它基本上符合現(xiàn)實情況。不過我們要補充的是，從引文中可以看出，作者之所以把門巴、珞巴、夏爾巴、僜巴等“四個巴”的研究納入藏學范疇主要是從地域上考慮，實際上從文化上說，既然西藏地區(qū)的其他少數民族“與藏族在歷史源流上”有“密切聯(lián)系”，那么，盡管他們有各自獨特的民族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tǒng)，但他們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tǒng)由于與藏族人民長期的“密切聯(lián)系”而無不深深地打上了藏族文化的烙印，將“四個巴”的研究納入藏學的大范疇是可行的，事實上學術界一直是這樣做的。我們認為沒有必要把它從藏學領域中獨立出來，比較好的做法，甚至可以考慮將藏區(qū)內的其他民族的研究作為藏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藏區(qū)其他民族的研究”之類。

與漢學、蒙古學、突厥學以及敦煌學一樣，[⑨] 藏學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研究范圍極其廣泛，從縱的方面來說，藏學既對藏族悠久而古老的傳統(tǒng)文化進行研究，又對今天藏族豐富多彩、紛繁復雜的現(xiàn)實社會生活進行開拓性的探索；從橫的方面來說，藏學既以整個藏族社會為主要研究對象，又兼顧我國藏族居住地區(qū)的其他少數民族的研究。由此可見，藏學的研究范圍幾乎囊括了古今藏族社會歷史文化及與古今藏族地區(qū)相關的各個方面。由于藏學的研究范圍如此廣泛，因此，有些學者認為藏學至少有上千年甚至于更長的歷史：

中國對藏學的研究源遠流長，至少可以上溯到隋唐，甚至還要更早。就藏族而言，見之于文字的研究成果，在公元7世紀中葉就已經出現(xiàn)。眾人皆知，松贊干布(617？—650)的文臣吞米·桑布扎在留學印度，學習聲明文字學返回西藏后，創(chuàng)制了拼音文字的藏文，同時還寫出了藏族語言學方面的八部著作。其中的《藏文文法根本三十頌》和《字性組織法》一直流傳至今。在這兩部論著中，所總結的語音語法規(guī)律，在現(xiàn)代書面藏語中，仍起著指導性的作用；他所創(chuàng)制的藏文，現(xiàn)仍通行整個藏區(qū)。這不能不說是吞米·桑布扎對藏語語音學、語法學研究的豐碩成果。[⑩]

從這樣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有些學者將藏學研究的歷史上溯到了隋唐時期，認為像吞米·桑布扎所著的藏語語言學方面的論著也算為藏學的論著。

那么，漢文典籍中有關藏族的記載算什么呢?上述文章是這樣描述的：

我國以漢族為首的各族人士對藏學資料的積累和研究也是很早的。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編纂的《尚書·禹貢》中，就記有藏族地區(qū)的山川風物。公元636年魏征等人編寫的《隋書》便將西藏古代部落列為專節(jié)記入。[11]

顯而易見，作者將孔子《尚書·禹貢》以降的歷代漢文典籍定位為“對藏學資料的積累和研究”，似乎也屬于藏學論著之列。而桂華在一篇專門討論藏學史分期的文章[12]中，將1887年以前歷朝歷代的正史、野史等各種漢文典籍中關于藏族的記載算成“古代藏學”時期，并加以詳細而精彩的描述。

它們的定位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事實上，學者們似乎已經意識到，將它們列入(現(xiàn)代)藏學論著之列是可商榷的，因此人們談到藏族文化的大小“五明”之學時，一般稱之為傳統(tǒng)藏學，事實上應該說是藏族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而談到漢文典籍中的記載藏族的文字時，多杰才旦的說法似乎離事實更近一些：

從廣泛的意義上說，我國學者對藏族和西藏的研究，遠始于唐代或唐代以前。數以千(種)計的藏事著述，屢見于官修史書和私家文集。這些著作都是不同時代的研究成果，這份遺產我們也應給予足夠的重視。[13]

這里，“從廣泛的意義上說”的潛臺詞是，除此之外，還有狹義的或者說嚴格意義上的藏學，那就是運用現(xiàn)代科學理論和方法、現(xiàn)代技術和手段研究藏族及藏族文化?，F(xiàn)代意義的中國藏學歷史并不長，它誕生于19世紀和20世紀交替之際，其曲折的發(fā)展歷程是20世紀的事情，大約只有一百年的歷史。

(三)藏學的學科特點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藏學是一門具有自身特點的獨立學科。但是，現(xiàn)代科學意義上的藏學產生的歷史并不長。一般認為，西方藏學研究產生于19世紀上半葉，其標志是西方研究藏學的開山鼻祖匈牙利學者杜·喬瑪(1790—1842)在1834年發(fā)表的《藏英詞典》和《藏文文法》。[14] 而中國現(xiàn)代藏學的萌芽、產生則更晚，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事情，其產生的背景是當時有志報國的知識分子在列強環(huán)伺、肆無忌憚地蹂躪我祖國母親的歷史條件下，希冀用自己對邊疆的研究 (其中包括藏學研究)來喚醒國人的愛國斗志，喚醒世界一切熱愛和平的人們的良知。盡管中國藏學經過了一個世紀的發(fā)展歷程，成就斐然而令國際藏學界矚目，但是，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藏學畢竟是一門發(fā)展中的年輕的學科，它自身系統(tǒng)完整的學科體系尚在建立，藏學領域各個分支學科的內部結構系統(tǒng)和相互之間的關系也尚未完全確定。

此外，學科的術語、概念等理論以及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等尚待完善?？紤]到這些因素，我們認為藏學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1．藏學是一門對象單一而范圍廣泛的學科，也有人稱之為“外延狹窄內涵豐富”[15]的學科

說它對象單一，是因為它只研究藏族及藏文化；說它范圍廣泛，是因為它囊括和涉及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眾多學科，比如歷史、宗教、哲學、語言、文字、文學、藝術、文化、教育、風俗習慣以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同時也包括傳統(tǒng)的藏醫(yī)藏藥、天文歷算和工藝技術等自然科學內容。此外，藏族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跟漢族等內地民族及周邊國家和地區(qū)交往密切，藏族文化交流源遠流長，藏族文化對周邊國家和地區(qū)的影響深遠，因此，藏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是藏學研究不可回避的問題。于是，藏學與漢學、蒙古學、敦煌學、印度學等早已結下不解之緣。在科學研究中，這些學科相互滲透、互為補充。

2．藏學是一門文化底蘊豐厚而又較為年輕的學科

早在上萬年以前，藏族的祖先就在我國青藏高原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并通過勤勞的雙手和辛勤的勞動創(chuàng)造了燦爛悠久的民族歷史文化。早在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松贊干布統(tǒng)治時期，就命文臣吞米·桑布扎創(chuàng)制了(有人說是規(guī)范了)藏文。這是一種設計科學的拼音文字，一直沿用至今，是我國歷史悠久的一種民族文字。自從藏文創(chuàng)制以后，1300多年來的歷代藏族學者用本民族文字寫出了大量的論著，將藏族人民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創(chuàng)造的雪域文明完整地保存下來，其中包括了豐富的物質文化成果和獨特的精神文化成果。這些藏文著述詳盡地記錄了藏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而在祖國內地，對藏區(qū)風物的文字記載則始于更為久遠的時代，據說可以追溯到孔子時代。而自隋唐以降，歷代官書野史、私家著述中，關于藏區(qū)和藏族的記載可謂浩如煙海。無論是藏文文獻還是記錄歷代藏事的漢文典籍，都是我們今天從事藏學研究的珍貴而豐富的文化資源。正因為有如此豐厚的藏民族文化底蘊，有如此豐富的藏漢文史料，藏學研究才會備受世人矚目，才會結出累累碩果。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藏學是一個十分年輕的新興學科。盡管藏族文明源遠流長，藏漢典籍浩如煙海，但過去的藏漢文著述并非現(xiàn)代意義的藏學著作，其中藏文著作是藏族文化的經典，它們是藏族文化本身的組成部分。而有關藏族的漢文典籍，只是歷代的藏事記載而已，也不是現(xiàn)代意義的藏學研究成果。這里所謂藏學，是指“現(xiàn)代藏學”，即中外學者運用現(xiàn)代科學研究方法和手段研究藏族及其文化的科學。古代記錄藏族文化和歷代藏事的藏漢文字史料正是從事這種研究的基礎和源泉，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藏學，而宜列為“傳統(tǒng)藏學”范疇。藏學研究呈現(xiàn)出全面發(fā)展的活躍局面，也可以說藏學研究的萌芽時期，則是近代的事。而廣泛引進現(xiàn)代科學研究方法與手段對藏族傳統(tǒng)文化和藏族社會進行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研究，則是20世紀以后才逐漸展開的。為此，我們說藏學研究的確根基雄厚、潛力巨大，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它尚屬于一個新興的發(fā)展中的年輕學科，它的歷史很短，它的學科體系尚待確立和完善。

3．藏學是一門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廣泛世界影響的學科

青藏高原，離天最近的地方，那是藏族人民的故鄉(xiāng)。那里地域獨特、山河壯麗、物產豐富、令人神往!那里高天厚土，養(yǎng)育著粗獷、堅強、勤勞、勇敢的藏族人民。那里的人民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藏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朵奇葩!那里保存了迄今世界上最為完整的佛教文化體系，堪稱東方文化一絕。那里，無論是原始宗教還是藏傳佛教，都歷史悠久，經典豐富，修法獨特，早為國內外人士矚目。那里宗教信仰普遍流行，對藏族文化的形成和藏族社會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此種種，都充分體現(xiàn)了鮮明的民族性——即獨特地域的獨特民族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文化!藏學就是研究這種獨特民族文化的一門學問。因此，我們說，藏學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有人說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話雖然不無偏頗之處，但用在這里也不無道理。大概正是因為青藏高原獨特的地域和藏族人民創(chuàng)造的獨特的、具有濃郁民族特性的藏族文化，才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自從19世紀上半葉匈牙利人杜·喬瑪(1790—1842)開創(chuàng)了西方藏學這門學問以來，引起國外眾多學者的濃厚興趣，全世紀的藏學研究蔚然成風，如今藏學研究機構和藏學家遍布全球各地。在21世紀已經到來的今天，藏學無疑已經發(fā)展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大學問，正如季羨林、蘇晉仁先生所說的，藏學已成為世界上的一門顯學。[16]

4．藏學是學術性與意識形態(tài)并重的一門學科

中國藏學是一門學術性極強的學科，對研究者的科學素養(yǎng)要求較高。首先，藏學研究的是獨特地域的獨特民族所創(chuàng)造的獨特的民族文化，記錄這一獨特文化的還是一門獨特的民族文字——藏文。要治好藏學，最好或者說必須要掌握藏文，要能夠運用豐富的藏文典籍。要學好藏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這是必過的一關，因為要了解和深入研究某種民族文化，其最好的途徑莫過于學好這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如果不懂得藏文，我們的藏學研究就只能流于表面，不能深入其里。其次，由于漢藏長期的歷史關系，漢文文獻中有大量關于藏族的史料。因此，藏學研究必須熟悉漢文典籍，至少要懂得漢語。如果我們不熟悉漢籍，我們的研究就不能觸類旁通。再次，當今國際藏學發(fā)展迅速，知己知彼，才能百戰(zhàn)不殆，我們要站在國際學術前沿，才不至于落伍。因此，藏學工作者還應該懂得一兩門外語。如果我們不懂得外語，我們就無法了解國際學術動態(tài)，不能站在學術制高點，不能把握全局，可能重復他人已經做過的工作。最后一點也非常重要，由于藏民族信奉藏傳佛教，藏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與宗教相關，因此，研究者還應該對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尤其是藏傳佛教)有所了解。如果我們對藏民族的宗教一無所知，那么我們就只能人云亦云，難得藏文化之真諦。[17]

我們知道，早在公元17世紀初，就有不少西方人為了探索東方神秘文化而興起了一次“藏學熱”，為藏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其后在19世紀中葉又由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特殊政治背景興起了又一次“藏學熱”，促進了中外學者對藏區(qū)的政教合一的宗教社會現(xiàn)象的廣泛關注和重視。[18] 中國的老一代藏學家們正是抱著報效祖國的熱情投身于邊疆研究之中，藏學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因此，中國藏學從一開始就肩負著救國圖存的歷史使命，就與民族存亡、國家統(tǒng)一等意識形態(tài)內容緊密相連。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20世紀50年代末，由于達賴集團的出逃以及國外部分不懷好意的所謂“藏學家”們的利用蠱惑，蓄意破壞中國的統(tǒng)一，鼓吹西藏獨立等；對此，中國的藏學家們責無旁貸地要用嚴謹求實的研究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用歷史事實去駁斥某些西方人士的謬論。

故而，我們說中國藏學從產生到現(xiàn)在，以至將來，都將是學術性與意識形態(tài)并重的一門學科。

二、中國藏學的基礎理論研究

如前所述，中國藏學的歷史尚短，是一門十分年輕的學科。藏學領域各分支學科內部的結構和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尚未確定，藏學這門學科的理論、方法、術語等也尚未明確。然而，隨著一個學科的不斷發(fā)展，學科體系必須得到逐步完善，否則難以規(guī)范并推動學科的進一步發(fā)展。因此，學科理論體系的建構、藏學學科內部結構的合理調整、各分支學科內部的良性組合及其相互關系、傳統(tǒng)學科的繼承和新興學科的開創(chuàng)、不同學科的交叉、藏學發(fā)展的歷史進程等，都是不可回避的問題。

在中國藏學的草創(chuàng)時期，隨著西方各門新興學科的引入，藏學研究逐漸突破了傳統(tǒng)體系的范疇，其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研究內容也不斷豐富。盡管如此，在這一時期，對于上述問題無暇顧及，也沒有條件考慮。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藏學又經過了半個世紀的發(fā)展，隨著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等在藏學研究中的運用，學者們不僅擴展了藏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而且也促進了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誕生，大大促進了藏學研究的發(fā)展。不少學者自覺地運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辯證法來研究藏學，寫出的藏學研究論著令人耳目一新，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寶庫，對解決我國民族問題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中華民族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我國的藏學研究也以超凡的規(guī)模和速度蓬勃發(fā)展起來，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舉世矚目的成果。

只有在今天這樣一個全新的發(fā)展時期，這樣一個開明盛世；只有在眾多學者共同辛勤地建構的雄厚的學術基礎上，藏學界才具備了對藏學的基礎理論和藏學的發(fā)展歷史做一些初步探討的歷史背景和客觀條件。在這一時期，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發(fā)表了不少討論藏學學科體系、回顧和總結藏學的發(fā)展歷史、探討藏學史的分期問題等方面的文章，但是，總的說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還遠遠不夠?？梢詮倪@樣一個事實看出來：盡管我們已經有了不少的研究機構，在高等院校中有了中國自己的藏學系和藏學專業(yè)，我們已經培養(yǎng)了上百名自己的藏學碩士、博士，但是，我們至今沒有一部《藏學概論》、沒有一部《藏學史》問世。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對學術界同行在這方面(尤其是藏學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一評介和總結，以為本書進一步進行討論的基礎和津梁。

在學者們的論著中提及藏學理論及藏學史問題的地方不少，但專門討論這類問題的文章不多，據筆者的材料所及，大概迄今為止不會超過50篇。這些文章就藏學理論、藏學的學科體系和發(fā)展歷史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富有創(chuàng)建性的探討，為我們在此對藏學史進行進一步的、較為系統(tǒng)的總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些文章的主要篇目如下：

1.西府(1986)：《中國的藏學研究》，載《瞭望》周刊(海外版)1986年第2l期；

2．格桑居冕、王堯(1988)：《中國藏學之歷史與現(xiàn)狀》，載《留法通訊》1988年第1期；

3．多杰才旦(1988)：《回顧與展望我國的藏學研究》，載《中國藏學》1988年第1期；

4．《中國藏學》發(fā)刊詞，載《中國藏學》1988年第1期；

5．吳豐培(1989)：《藏學研究的歷史進程》，載《中國西藏》1989年第2期；

6．集體(1991)：《新年筆談藏學》，載《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

7．聞國根(1990)：《藏學入門·什么是藏學》，載《藏學研究論叢》(2)，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

8．文國根(1993)：《藏學故鄉(xiāng)在中國》，載《藏學研究論叢》(5)，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

9．文國根(1994)：《談談傳統(tǒng)藏學的學科體系》，載《藏學研究論叢》(6)，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10．陳家琎、廖祖桂(1991)：《中國藏學研究的春天》，《人民日報》(海外版)1991年5月21日；

11.桂華(1995)：《中國藏學研究的歷史分期》，載《中國藏學》1995年第2期；

12.多杰才旦(1996)：《迎接中國藏學研究的新發(fā)展》，載《中國藏學》1996年第3期；

13.馨庵(1996)：《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座談會在京隆重舉行》，載《中國藏學》1996年第3期；

14.羅潤蒼(1996)：《抗戰(zhàn)期間四川藏學研究概述》，載《中國藏學》1996年第3期；

15.任新建(1996)：《康藏研究社介紹》，載《中國藏學》1996年第3期；

16．杜永彬(1997)：《中國藏學現(xiàn)代化之路》，載《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4期；

17．王堯(1999)：《我與西藏學》，載《學術春秋》第2編。[19]

除文章外，還有少量簡要性的介紹，中國內地有周源的《藏學在中國》[20]和《藏學研究機構》，中國臺灣有廖淑馨《十年來“國內”西藏研究初探》[21]，但都是比較簡單的介紹性文字，或者是一定時期內的藏學書目介紹，較之上述文章而言，沒有充分展開討論某個問題，也沒有對某個問題的同行研究成果進行創(chuàng)建性的評述，因而，我們在此主要介紹上述論文。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我們的篇幅有限，不能面面俱到，必須有所取舍，故而只能著重介紹和討論其中筆者認為比較重要的與藏學史相關的幾篇。

(一)學科體系問題的研究

任何一個學科的誕生與發(fā)展，都不會是先確定一個學科體系，然后按照既定體系按部就班、亦步亦趨地發(fā)展。相反，它可能是在發(fā)展中逐步形成、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學科體系。藏學亦然。在我們的前輩學人創(chuàng)建藏學這個學科的時候，他們首先考慮的是研究時代迫切需要解答的種種問題，考慮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研究去救國圖存、報效祖國，而不是為自己的研究找一個“完整的家”。故而在1949年以前，藏學界無暇顧及，也沒有條件考慮藏學這門學科的體系問題；只有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后，隨著中國藏學的蓬勃發(fā)展，才會出現(xiàn)上述專門討論藏學學科問題的文章。

在這些文章中，或多或少都對藏學學科體系有所提及，但全面的闡述較少。唯一專門研究和介紹學科體系的文章是文國根(1994)的《也談傳統(tǒng)藏學的學科體系》，但是，他討論的“傳統(tǒng)藏學”，就是藏族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即“五明之學”(rig-pavi-gnas-lnga或rig-gnas-lnga)。作者分四部分進行了討論：

1．傳統(tǒng)藏學學科體系的建構概況

在這一部分，作者對五明之學的淵源、傳播和發(fā)展以及五明之學的內部體系進行了簡明扼要的介紹。

2．傳統(tǒng)藏學學科的結構體系

在這一部分，作者就五明之學對知識體系的分類原則做了分析[22]，并參照尊巴·楚成仁欽著的《五明概論》(bod-kyi-rig-lngavi-rnam-gzhag)，對“傳統(tǒng)藏學”按內容題材分類的學科體系做了一張非常有用的簡表。

3．傳統(tǒng)藏學學科體系劃分的特點與局限

這里作者在與現(xiàn)代的科學分類法相比較的前提下，指出了“傳統(tǒng)藏學”的主要特點和局限：(1)傳統(tǒng)藏學從佛教的教義出發(fā)，把“二諦”原則作為科學分類的依據；(2)傳統(tǒng)藏學以四圣諦教化眾生為目的構建科學體系；(3)學科分類體系與今不同，有的分支學科的外延與內涵的寬窄深淺有其自身的特點。傳統(tǒng)藏學以佛教的二諦理論為依據，對知識進行分類構建的學科體系同現(xiàn)代的以恩格斯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理論為原則進行的科學分類而建立的科學體系是根本不同的；(4)由于是從佛教哲學出發(fā)，受到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傳統(tǒng)藏學的學科分類體系尚需探討。

4．傳統(tǒng)藏學學科體系與藏文文獻圖書目錄的編制

作者首先介紹了傳統(tǒng)藏文文獻圖書目錄編制的歷史淵源和主要成就，[24] 然后就傳統(tǒng)藏學的學科體系與傳統(tǒng)藏文文獻圖書目錄的編制有著密切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探討，對五明之學傳入之前和之后傳統(tǒng)藏文文獻圖書目錄編制的不同情況做了描述。

如果說文國根(1994)的《也談傳統(tǒng)藏學的學科體系》討論的學科體系與現(xiàn)代藏學關系不大，而主要討論藏族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五明之學”學科體系的話，那么，他1990年發(fā)表的《藏學入門·什么是藏學》(署名聞國根)一文[25]倒是對藏學的學科問題進行了簡要的討論。該文主要涉及了三個方面：(1)藏學的名稱問題；(2)藏學研究的對象和范圍；(3)藏學的特點。此文是較早的專門討論藏學學科問題的專文，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我們在本章第一節(jié)的討論中，此文是主要的參考文獻之一。已經談到的不再重復，這里只就一點進行補充，即此文對藏學的研究范圍和發(fā)展歷史的看法是與本書不同的：我們所說的藏學是指用現(xiàn)代科學方法和手段研究藏族及其社會文化的學科；而《藏學入門·什么是藏學》一文有關藏學的觀點不是這樣，它對于藏學史的淵源追溯得更遠，將我國歷代的藏事記載也歸入了藏學的成果范疇：

我國學者研究藏族社會的歷史很早，根據現(xiàn)有資料，比較專門的研究起碼可以追溯到隋唐時期，在歷代的史志、文件和學者文集中，有關對藏族社會的研究資料是常常可見的。

而對于古代藏族學者的各類著述當然也就劃入了藏學研究的范疇之中，從而把藏學史的發(fā)展歷程鋪展得十分遙遠。

藏學研究范圍有個發(fā)展過程，就藏族傳統(tǒng)研究內容的分科而言，主要是大五明(內明、因明、聲明、工巧明和醫(yī)方明)和小五明(修辭、辭藻、韻律、戲劇和歷算)，以及地理、歷史、傳記等方面的研究。就國外從19世紀以來逐漸發(fā)展起來的藏學而言，它主要是借鑒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體例和手段，局限在文化、語言、歷史、宗教等方面，側重于對宗教和社會文化的考查與研究。

這一點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藏學故鄉(xiāng)在中國》中表達得更加明確，對此我們將在下面的小節(jié)“藏學史的研究”中討論。

(二)藏學史的研究

藏學史的研究，迄今沒有專著出現(xiàn)，雖然有不少文章都提到過中國藏學的歷史發(fā)展問題，但大多語焉不詳或自相矛盾。請看下面這段描述：

中國藏學是一門新型的學科。它的研究孕育于60年代初期……

西藏的歷史源遠流長。長期以來，勤勞、勇敢、樸實、智慧的藏族人民在被視為人類最難逾越的兩大屏障之一的世界屋脊上繁衍生息，創(chuàng)造了古老的文明和燦爛的文化，為偉大祖國的締造和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譜寫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寶庫中璀璨奪目的一頁。現(xiàn)在，藏學已經形成了一個精深龐大、在世紀學術領域中占有顯著性和綜合性的體系。它包容了西藏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哲學藝術、音樂戲劇、建筑雕塑、繪畫工藝、醫(yī)學歷算、風土民俗等浩瀚深邃的內容。從研究時代段限上，有遠古藏學、古代藏學、近代藏學和現(xiàn)代藏學。近代藏學從清王朝滅亡到西藏和平解放的40年間……

顯然，對于藏學發(fā)展歷史的問題，上述引文的表述是不夠清楚的，一方面說“中國藏學是一門新型的學科。它的研究孕育于60年代初期”；一方面又說從研究時代段限上有“遠古藏學、古代藏學、近代藏學和現(xiàn)代藏學”。按照作者的第一種表述，那么中國藏學的歷史非常短暫，是20世紀60年代之后的事情。如果按照他的第二種說法，(中國)近代藏學是近代藏學從清王朝滅亡到西藏和平解放的40年，現(xiàn)代藏學當然是20世紀60年代的事情了(這一段正好是他所說的中國藏學時期)，那么，在清王朝之前的遠古藏學和古代藏學是如何分段的呢?它們算不算中國藏學呢?如果算中國藏學，那么第一種說法不能成立；如果不算，那么它們到底是什么呢?

實際上，關于藏學史問題，像這樣模糊不清的說法還比較多。這是情有可原的，因為這個問題本來學術界就沒有認真地探討清楚，何況上述引文并不是專門討論藏學史的文章。不管怎樣，按我們根據上述引文的推測，這里陰法唐先生對藏學史的劃分是：遠古藏學、古代藏學、近代藏學和現(xiàn)代藏學(即他所說的中國藏學)。他顯然也把歷代藏族先賢的藏文著述以及中國歷代漢文典籍中的藏事記載也算成了藏學的范疇。這一點在上述文國根(1990)的文章中表述得更加明確：

綜上所述，我國對藏學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隋唐，甚至還可上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時代。我國學者研究藏學的文字專著成果，至遲在公元7世紀中葉就已經出現(xiàn)。[26]

其實，即便是在專門討論藏學發(fā)展史的文章中，也未必說得明白。吳豐培先生曾經在1989年寫過一篇題為《藏學研究的歷史進程》[27]的文章，除了第一段對藏學進行了簡要的解釋[28]之外，通篇都是談自隋唐以來漢文典籍中的藏事記載以及后人的整理工作，部分內容也涉及了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內在各個方面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和某些國外藏學家的研究著作的譯述等。后人對藏事史料的整理工作當屬藏學研究范圍，但如果將史料本身算為現(xiàn)代藏學研究著述顯然是不妥的。不過，在中國藏學的發(fā)展歷程問題上，恐怕部分學者迄今依然與吳先生的看法一致，將中國藏學史上溯得過于久遠。

在藏學史的研究方面，目前較為全面的是桂華(1995)的《中國藏學研究的歷史分期》一文。[29] 在文章之首，《中國藏學》編輯部配發(fā)了一則簡短的“編者按”：

近十余年來，我國的藏學研究事業(yè)空前興旺，研究隊伍迅速擴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也得到較為廣泛的應用，涌現(xiàn)了一批運用新理論、新觀點、新方法，并以新資料為主要依據的新著。與此同時，藏學基礎理論卻顯得相對薄弱。為進一步推動中國藏學研究事業(yè)的發(fā)展繁榮，藏學基礎理論的研究亟待加強。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應是當前藏學界迫切的課題之一。諸如藏學的研究對象、范疇、性質、任務的界定，藏學學科體系的建立，藏學的歷史分期問題，歷史研究與現(xiàn)狀研究的比重協(xié)調，藏學與各相關學科、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關系，都有必要深入研究，開展討論，各抒己見，求大同存小異，提高認識，用于指導實踐?！?/p>

此文的發(fā)表，可以說預示著中國藏學發(fā)展到了呼喚藏學基礎理論研究的階段，即在藏學空前發(fā)展的今天，藏學基礎理論研究已成為藏學界的迫切需要。此文作者在總結同行在此問題上的研究、考察大量著述的基礎上，分六大部分較為系統(tǒng)地描述了藏學發(fā)展的歷史分期問題。

在第一部分“前言——藏學研究的對象和范圍”中，作者對藏學學科體系的基本問題，即研究對象和范圍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藏學的研究對象是“以西藏為主，并包括四川、青海、甘肅、云南整個藏族社會的形成、發(fā)展和演變的全過程”，認為藏學研究的內容(范圍)“既有藏民族的歷史、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文學、藝術、軍事、法律、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也有藏醫(yī)、藏藥、天文、歷算、工藝技術等自然科學”。這一觀點與聞國根(1990)等差不多，我們也是基本同意的。我們與之看法不同的只有兩點：其一是認為藏學中所包括的自然科學內容只能是傳統(tǒng)藏學的醫(yī)藥學、天文、歷算以及工藝等，而不能將現(xiàn)代自然科學內容納入藏學研究范疇；其二是贊成藏學是一個學科群體的說法，但不同意藏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的說法，因為學科群體和分支這兩者是矛盾的，不能并存。

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才是此文討論的核心問題：藏學史的歷史分期。作者將中國藏學的歷史分成三大階段：古代藏學(—1887)；近代藏學(1888—1948)和現(xiàn)代藏學(1949—  )。作者以1888年英帝國主義首次武裝侵略我國西藏以及西藏軍民抗英斗爭為標志，將1887年以前算為古代藏學時期，將1888至1948年(即新中國誕生前夕)算為近代藏學時期，將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算為現(xiàn)代藏學時期，并對各個時期的主要著述進行了簡要的介紹。這是較為明確地給藏學史劃分時期的為數不多的文章之一。從此文對藏學史的分期及其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同樣將中國歷代藏事的漢文記載算為藏學著作了。他在第二部分開篇即稱：“從廣義上說，我國各民族的學者，對藏族和西藏的研究歷史源遠流長。據現(xiàn)有文獻記載，我國學者研究藏族的記錄，可以上溯至隋唐甚至還要遠些。歷代古籍、方志、專著以及私家文集中記錄了許多有關西藏和藏族的文章，還有上千種藏事專著。”[30]

不過，從其“從廣義上說”幾個字我們可以窺探出作者心里對于這樣的說法是存有疑慮的。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在此文中始終沒有看到一般文章中應該有的與“廣義”相輔相成的“狹義”之說。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應該說大部分內容涉及了或劃分了現(xiàn)代科學意義上的藏學研究范疇，不過，劃分的時期過于粗略。比如，將1888—1948算成近代藏學就不十分貼切，因為在1949以前的藏學研究中，實際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引進了現(xiàn)代科學的研究方法，通通算成近代藏學值得商榷。第四部分是以新中國成立為起點，這種劃分方法當然有它的道理，但有時學術史的劃分完全以時代變遷為依據也不是十分合理的。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學者們在藏學研究的科學方法和手段方面是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延續(xù)。

桂華文章的第五部分是“關于國外的藏學研究”，對國外藏學研究的歷史與成就做了簡述。第六部分是“余論”，敘述了中國藏學研究得天獨厚的條件，展望了中國藏學光輝燦爛的前景。

此外，《當代中國的西藏》下冊中，辟有專章即第24章，專門討論“藏學問題”，其中具體討論藏學史的發(fā)展歷程的內容只涉及當代中國，即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情況。在第一節(jié)《藏學研究的幾個階段》中將新中國的藏學研究分為四個附段：(1)解放初期的社會歷史調查，時間是1950—1959；(2)大力發(fā)展民族文化遺產，時間是從1959年平叛到1966年“文革”前夕；(3)藏學研究受到挫折，時間是1966—1978年，主要是“文革”時期；(4)新時期的藏學研究，時間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至今。

杜永彬也曾撰萬字長文[31]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他將藏學史分為三個階段：(1)藏學的淵源(遠古至18世紀)，這一階段可稱為古代藏學或藏學的萌芽階段；(2)藏學的形成與發(fā)展(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即近代藏學階段；(3)藏學的興盛(20世紀50年代至今)，即現(xiàn)代藏學階段。

概而言之，目前國內在藏學的基礎理論方面的基本情況如下：

在藏學研究的對象和范圍的問題上，各家意見基本一致，即認為藏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藏族與藏民族文化，研究范圍覆蓋了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語言、文字、文學、藝術、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宗教、哲學、軍事、法律、風俗習慣等人文社會學科以及部分自然科學學科。這里之所以說“基本一致”，是因為在研究范圍方面，好些文章認為自然科學部分包括，甚至主要是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內容，而我們認為藏學研究中的自然科學部分只能是傳統(tǒng)的藏醫(yī)藏藥、天文歷算、工藝技術等。

關于藏學史的分期問題，研究者莫衷一是，大多認為中國歷代藏事記載也屬于藏學論著的范疇，有的甚至認為藏族歷代學者的著述都是藏學研究論著，而有些論著則認為中國藏學是在新中國誕生以后的事情。對此我們將在下一節(jié)《中國藏學史的歷史分期》里繼續(xù)討論。

三、中國藏學史的歷史分期

藏學作為研究中國藏族與藏民族文化的一門科學，已經發(fā)展成為一門舉世矚目的學科，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興趣。與外國相比，盡管國內藏學產生的時間較晚，但它的發(fā)展速度迅猛，這是因為：(1)中國藏學誕生于19世紀和20世紀交替之際，當時的愛國知識分子，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喚醒中華兒女的愛國熱情，鼓舞人們對敵斗爭保我邊疆的斗志，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始用現(xiàn)代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從事包括藏學在內的邊疆研究?？梢娭袊貙W是伴隨著關乎國家命運、民族存亡的斗爭而誕生的，從誕生之日起，這門學科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就得到了全中國人民和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的支持。(2)中國藏學具有良好的基礎。雖然中國藏學學科本身歷史不長，但學科的淵源久遠，根基深厚。由于勤勞勇敢的藏族人民主要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在開拓和創(chuàng)造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藏族的發(fā)祥地在中國，藏族的祖先自古以來就生息、繁衍在青藏高原上，他們在創(chuàng)造豐富的物質文化的同時，也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精神文化。自從公元7世紀創(chuàng)制藏文以來，藏族歷史上已經擁有了長達1300多年的有文字記載的信史時代。1000多年來，歷代藏族人士撰寫了大量的藏文論著，詳細地記錄了藏民族在各個方面的發(fā)展和進步；此外，漢文典籍中記載藏事的歷史更早，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編纂的《尚書·禹貢》中，就記有藏族地區(qū)的山川風物。公元636年魏征等人編寫的《隋書》便將西藏古代部落列為專節(jié)記入。自隋唐以降，記錄藏事的漢文典籍不勝枚舉。所有這些，都為以藏民族和藏族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中國藏學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藏學已經以全新的面貌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它的成就已經令國內外學術界刮目相看。如今，我們已經有了相當規(guī)模的研究隊伍，擁有了幾十家專門的藏學研究機構，我們已經培養(yǎng)了自己的碩士、博士，我們已經敞開胸懷與世界同行對話，同時我們也與國外那些圖謀不軌的“偽藏學家”們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并取得了一次次的勝利，捍衛(wèi)了學術的純潔，捍衛(wèi)了民族的尊嚴。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都是令世人驚嘆、令吾輩驕傲的事實。

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藏學畢竟是一門發(fā)展中的學科，它自身系統(tǒng)完整的學科體系尚待建立，各個分支學科的內部結構系統(tǒng)和相互之間的關系也尚待確定。此外，學科的術語、概念等理論以及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等尚待完善。因此，為了促進中國藏學的良性發(fā)展，我們首先要對中國藏學的發(fā)展歷史做一個全面的檢討和研究。在上文中我們已經對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現(xiàn)狀做了簡要的回顧，本節(jié)擬在參考和借鑒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我們自己對藏學史的分期，以便后文據此分章對藏學發(fā)展的各個時期進行描述。

關于藏學史的分期問題，藏學界目前有如下幾種觀點：

(一)陰法唐分為四個時期：

1．遠古藏學時期(時間不詳)；

2．古代藏學時期(時間不詳)；

3．近代藏學時期(1911—1959)；

4．現(xiàn)代藏學時期(1959年以后)。

(二)桂華分為三個期間：

1．古代藏學時期(  —1887)；

2．近代藏學時間(1888—1948)；

3．現(xiàn)代藏學時間(1949—  )。[32]

(三)杜永彬分為三個階段：

1．古代藏學或藏學的萌芽階段(遠古至18世紀)；

2．近代藏學階段(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

3．現(xiàn)代藏學階段(20世紀50年代至今)。

(四)丹增、張向明雖然提到了中國藏學源遠流長，但具體劃分時只對新中國的藏學研究進行了分期：

1．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歷史調查(1950—1959)；

2．大力發(fā)展民族文化遺產(1959—1966)；

3．藏學研究受到挫折(1966—1978)；

4．新時期的藏學研究(時間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33]

第一種分期與第二種分期屬于一個大類，其特點是將古代藏族歷史上歷代人士所著的藏文論著和中國古代漢文典籍中的藏事記載通通算為藏學研究成果，名之曰“遠古藏學”或“古代藏學”等。第三種分期屬于一類，其特點是將中國(現(xiàn)代)藏學的萌芽和開創(chuàng)時期名之曰“近代藏學”，此前為“古代藏學”，此后為“現(xiàn)代藏學”。第四種分期屬于一類，即只對新中國成立之后的藏學研究進行了分期，但對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藏學未做說明。

當然，上述分期方法都是各自有其道理，都有一定的可取之處，這點自不待言。不過，我們這里主要講述現(xiàn)代科學意義的中國藏學發(fā)展史。因此，為了描述方便和體系的一貫，在處理上與上述劃分均有不同。我們認為，在中國運用科學方法研究藏族及藏文化，即科學的藏學研究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開始萌芽，20世紀上半葉有了相當的發(fā)展，因此，第四種分期方法把1949年以前的藏學研究撇開不管，處理上并不十分圓滿(當然，這主要是因為持此觀點的作者是在《當代中國的西藏》一書的框架下來劃分藏學史的，從這一點來說算是完成任務了)。我們認為，藏學研究的對象是藏族及其社會歷史文化等，歷代藏族先賢的藏文論著正是對藏族文化各個方面的記載，是傳統(tǒng)藏學的寶庫，是現(xiàn)代藏學研究的對象和營養(yǎng)。歷代漢文典籍中有關藏族及藏區(qū)的描述、藏事記載，并不是在現(xiàn)代科學背景下的論著，屬于傳統(tǒng)藏學的內容，并非現(xiàn)代藏學研究的成果。因此，我們認為第一、二、三種分期方法中的“遠古藏學”、“古代藏學”(歷代藏族人士的藏文著述及歷代漢籍中的藏事記載)的主要內容宜列入“傳統(tǒng)藏學”的范疇，以區(qū)別于今天所說的“(現(xiàn)代)藏學”。

可以說，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藏學發(fā)展史的一個里程碑。此前的中國藏學經歷了萌芽、創(chuàng)立和艱難發(fā)展的歷史時期；此后的新社會給中國藏學帶來了新的生命源泉，推動了中國藏學的迅速發(fā)展，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藏學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并在短短的20年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在描述中國藏學歷史的發(fā)展時，我們既要對新中國成立后的輝煌成就濃墨重彩，又不可忘記中國藏學萌芽、創(chuàng)立和艱難發(fā)展的歷史階段。為此，我們將1949年作為一個分界點，將中國藏學分為前后兩大發(fā)展時期是可行的。不過，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書只能討論前一部分，即1949年以前的中國藏學發(fā)展歷程，是為《中國藏學史》上冊；至于1949年以后中國藏學發(fā)展歷史的研究將在《中國藏學史》下冊中進行。我們對中國藏學史分期如下：

1．中國藏學研究的萌芽時期(1840—1911)，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期間的藏學研究；

2．中國藏學研究的創(chuàng)立時期(1912—1937)，從民國元年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期間的藏學研究；

3．中國藏學研究的艱難發(fā)展時期(1938—1949)，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期間的藏學研究；

4．中國藏學研究的新生時期(1950—1965)，新中國成立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藏學研究；

5．中國藏學研究的沉寂時期(1966—1976)，“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藏學研究；

6．中國藏學研究的復蘇時期(1977—1985)，從粉碎“四人幫”、改革開放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區(qū)社會科學院正式成立期間的藏學研究；

7．中國藏學研究的繁榮時期(1986—1995)，從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與拉薩藏學討論會的召開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約十年時間里的藏學研究；

8．中國藏學研究的成熟時期(1995年以后)，研究機構與人才培養(yǎng)粗具規(guī)模，學科分布日趨合理，研究方法和手段逐漸與國際接軌，研究成果的數量成倍增長，質量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由于豐富的藏文文獻和漢文典籍中浩如煙海的藏事記載，正是我們進行科學的藏學研究的源泉和基礎，我們在描述中國(現(xiàn)代)藏學的發(fā)展歷史時，必須提到它們，以利于《中國藏學史》體系的完整性和科學性，因此除本章《中國藏學概述》而外，我們在下文單列一章討論歷代藏族先賢的藏文典籍和漢籍中的藏事記述，題為《傳統(tǒng)藏學：歷代藏文典籍和漢文藏事記載》。上述第四到第八個時期的藏學發(fā)展歷史，將在《中國藏學史》下冊中描述。此外，考慮到《中國藏學史》的連貫性和整體性，在下冊末尾我們單辟一章進行全面總結，即《20世紀中國藏學發(fā)展的回顧與展望》。

本文為《中國藏學史》的引言，民族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①] 文國根(1993)：《藏學故鄉(xiāng)在中國》，載《藏學研究論叢》第5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9—359頁。作者文國根，發(fā)表文章有時署聞國根。下文中我們引用其文時以其發(fā)表所署為準，因此不同篇目有不同署名，特此說明。以下簡稱“文國根(1993)”，全書注同此例。

[②] 我們認為，藏族地區(qū)現(xiàn)代意義的自然科學研究不應包括在藏學之列，而應分屬于各個同學科，比如西藏地質勘探應屬于中國地質學的組成部分等等。藏學所含的自然科學內容是指人們今天對歷史上藏族人民在諸如傳統(tǒng)藏醫(yī)藏藥、天文歷算等方面的再認識和再研究。

[③] 嚴格地說，應該譯成“藏族研究”。另，我國《西藏研究》的英譯名也是Tibetan Studies，實際上該刊是一個藏學研究刊物，發(fā)表的文章并不局限于西藏地區(qū)，因此，漢文刊名如果改為《藏學研究》更為貼切；當然，如果漢語刊名沒錯的話，那么英文刊名就應該叫Tibet Studies。這里我們只是進行學術討論而已，沒有要求該刊更名之意。

[④] 盡管現(xiàn)在我們難以在英文詞典中查找到Tibetology一詞，但它在西方學術界已經“通行無阻”。在我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re)及其學術刊物《中國藏學》(China Tibetology)的正式英譯名中都使用了Tibetology一詞。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它會在各種辭書中擁有一席之地。

[⑤] 有學者認為，“體伯特羅吉”(Tibetology)，既可譯作“藏學”，也可譯為“西藏學”。實際上，將此詞譯成“西藏學”是不確切的。

[⑥] 聞國根(1990)：《藏學入門，什么是藏學》，載《藏學研究論叢》（2），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645頁。

[⑦] 桂華：《中國藏學研究的歷史分期》，載《中國藏學》1995年第2期，第9頁。

[⑧] 聞國根(1990)：《藏學入門·什么是藏學》第644頁。

[⑨] 也有人認為漢學是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切學問，其中包括藏學、蒙古學、突厥學和敦煌學等。西方許多著名漢學家的論著中就有許多是研究中國邊疆地區(qū)，比如西藏、新疆等地歷史文化、語言文學等內容的。

[⑩] 文國根(1993)：《藏學故鄉(xiāng)在中國》，載《藏學研究論叢》（5），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2頁。

[11] 文國根(1993)：同上書第354頁。

[12] 桂華：《中國藏學研究的歷史分期》，載《中國藏學》1995年第2期，第9—19頁。

[13] 多杰才旦：《回顧與展望我國的藏學研究》，載《中國藏學》1988年第1期，第8頁。

[14] 事實上，所謂現(xiàn)代藏學與傳統(tǒng)藏學，某種意義上只是一種時間上差強人意的劃分，比如西方人認為杜·喬瑪的辭典與文法著述是西方現(xiàn)代藏學的發(fā)端，而我們認為藏族古代先賢吞米·桑布扎的著述之完備性與開創(chuàng)性絕不遜色于前者，也是藏學史上的傳世經典，只不過我們這里主要描述20世紀以來中國現(xiàn)代藏學的發(fā)展史而不得不有一個所謂的“體系”罷了。

[15] 聞國根(1990)：《藏學入門·什么是藏學》第647頁。

[16]《新年筆談藏學·一點希望》，載《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第16頁(季羨林筆談部分)；同文15頁：《成績顯著、任重道遠》(蘇晉仁筆談部分)。

[17] 柳陞祺先生(1991)就特別強調過從事藏學研究一般應過的兩道關，即(西藏)宗教關和(藏族)文字關。參見《應該爭取有一個更大的藏學研究隊伍》(柳陞祺筆談部分)。

[18]《新年筆談藏學·中國藏學舉世關注》，載《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第4頁(劉茂才筆談部分)。

[19] 張世林編，北京，朝華出版社，1999年。

[20] 周源：《藏學在中國》，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1995年，第43頁，附有彩照。此書介紹了中國藏學的研究機構、研究隊伍、文物考古工作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藏學文獻古籍的出版、藏學研究的成果以及國內外學術交流情況，反映了1949年以來中國藏學研究的發(fā)展概況。可惜此書的介紹過于簡略，也不全面。

[21] 廖淑馨：《十年來“國內”西藏研究初探》，載《蒙藏學術研究論叢》，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蒙藏學術研究中心，1988。

[22] 本書在上文中談到，傳統(tǒng)的“五明之學”不是藏學本身的內容，而是藏學要研究的內容?！拔迕髦畬W”理應屬于藏族文化固有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人們好像已經習慣于用傳統(tǒng)藏學來稱呼它，這也無可厚非。但是，為了學科體系的完整和規(guī)范，為了與現(xiàn)代科學意義上的藏學學科區(qū)分開來，我們認為可以把它作為藏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就叫“五明之學”也未嘗不可。如果一定要冠以“藏學”二字的話，為了與現(xiàn)代藏學有所區(qū)別，我們認為，可以把歷代藏族學者的論著和歷代漢文典籍中的藏事記載稱為“前藏學時期”。當然，今人對古代漢藏典籍的介紹和詮釋之類的著述，已經應用了現(xiàn)代科學的某些方法，應該算為藏學研究的成果。比如上述文國根(1994)先生的文章《談談傳統(tǒng)藏學的學科體系》就是討論“五明之學”學科體系的一篇極好的現(xiàn)代藏學論文。

[23] 其分類的原則有三種：(1)以編輯的方式分為匯編秘語的論著(相當于匯集)和分編的論著(相當于專集)、依次序編輯的論著(相似于整理本)三種；（2）以內容題材分為講一切知識的世俗論著和講真實規(guī)律的勝義論著以及講解脫全知之道的論著三種；（3）以所論的方式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類。

[24] 藏文文獻圖書目錄學方面的主要成就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8世紀末葉編訂的三大目錄，即《旁塘目錄》、《丹噶目錄》和《青浦目錄》。后來的藏族學者主要據此三大目錄的分類原則為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編制目錄。當然，還有林林總總的寺院圖書目錄以及高僧大德編訂的個人藏書目錄等。

[25] 載《藏學研究論叢》(2)，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643—649頁。

[26] 文國根(1990)：《藏學入門·什么是藏學》第355頁。

[27] 載《中國西藏》1989年第2期。

[28] 吳豐培先生是這樣說的：“藏學研究是一門綜合的學術領域，涉及范圍，極為廣泛。僅就社會科學而言，要涉及歷史學、地理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宗教學、民族學、外交學等各種專門學科。雖然現(xiàn)在自然科學領域，在藏區(qū)來說，剛剛起步，在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推動下，必然與其他發(fā)達省份齊頭并進，爭入先進行列?！笨梢?，他所說的自然科學是指現(xiàn)代自然科學，而不是我們所說的藏族傳統(tǒng)的自然科學學科。

[29] 桂華(1995)：《中國藏學研究的歷史分期》，載《中國藏學》1995年第2期，第9—19頁。

[30] 丹增、張向明(1991)主編：《當代中國的西藏》下冊，《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第410—432頁。

[31] 杜永彬(1997)：《中國藏學現(xiàn)代化之路》，載《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7年第7期；《新華文摘》1997年第11期轉載了此文主要內容，第68—71頁。

[32] 桂華(1995)：《中國藏學研究的歷史分期》，載《中國藏學》1995年第2期，第9—19頁。

[33] 丹增、張向明(1991)主編：《當代中國的西藏》下冊，《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第410—432頁。

（作者：王堯、王啟龍、鄧小詠    摘自：杜永彬主編《藏學是什么》 ）